说到中国文化，脑海中映出的除了远近闻名的瓷器，茶这个字也必不可少。

茶在中国，其悠久在历史的长河中画出了浓重的一笔。“中国茶史”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是众说纷纭，争议未定，大致说来，有先秦说、西汉说、三国说。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对于中国百姓之地位，无亚于果腹之粮食，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剂良方。

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中，茶，亦有其独特的魅力。

那么，从古至今，茶拥有着怎样的地位？

我们现在都只知道‘茶，由一片叶子加工而成。其实古人分得很细，茗、茶和荼所代表的茶叶层次是不一样的。

达官贵人喝的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茗”都是最嫩的芽，所以称之为香茗；一般人喝的称之为茶；

以前的穷苦人根本喝不起茶，只能喝荼，就是那些被挑拣出来的粗老的、茶梗和老叶子。在武夷山里，这是以前做工的人喝的，茶工制茶时，都用土陶壶泡这样的茶水，挑到山上去喝。

这样的表述，隐含着一套关于雅俗的分类，与达官贵人对应的“茗”被视为是高雅、神圣的，与普通大众对应的“荼”则是相对低廉的。

而处于中间较为模糊的地带的“茶”究竟能成为高贵的“茗”，抑或是“荼”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人的润色与加工，取决于其在文化上的“生”与“熟”。

因此，茶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具有一种相当微妙的两可性：它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既可以在文人的“七大雅”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可以被划分为“七大俗”之一。

从古至今，若是有客来访，即便只是街坊邻居来串个小门儿，主人家必是先端上一碗热茶，以表欢迎。主客之间的话匣子，也正是在袅袅茶香中慢慢开启。

在我国西北，黄河冲刷出了一片“塞上江南”，回族人民在这片沙漠绿洲上聚居扎根、繁衍生息。回族人热情好客，客到必定奉上一碗延年益寿的八宝盖碗茶。

八宝茶作为回族的传统茶饮，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回族人民善良、真诚、好客的品性在八宝茶中沉淀，散发着弥久芳香。

在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蒙古包星罗棋布，安静的守护游牧子孙。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餐不离奶和肉，早在唐代互市之时，茶叶传入蒙古腹地，此后，奶茶伴随着蒙古民族度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成为其日用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逢客人到访，牧区的主妇便会打开灶火，端锅煮水，掰下茶砖，装进布包，待水沸，放入锅中，再用勺子调好奶精，撒上盐巴，搅入沸茶之中，等整锅水开，奶茶也就可以出锅了。客人手捧奶茶，在暖和的蒙古包内，感受着蒙古民族的豪爽与热情。

普洱贡茶，雍正十年，即公元1732年正式列入贡茶案。当时，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府宁洱县（今宁洱镇）建立了贡茶厂，选取西双版纳最好的女儿茶，以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三种。

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制贡茶的茶叶，据传均由未婚少女采摘，且都是一级的芽茶。采下的芽茶一般先都放之于少女怀中，积到一定数量，才取出放到竹篓里。这种芽茶，经长期存放，会转变成金黄色。

1963年北京故宫处理清宫贡茶，总计有两吨多，是普洱茶。据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秘书长、高级经济师王郁风先生《普洱茶与清皇朝》一文载：“本世纪60年代初，北京故宫茶库里还存放着清宫没有吃完用完的贡茶数吨，其中仍有普洱茶、女儿茶、茶膏。

古代的文人雅士、迁客骚人喜欢相邀品茗，二三友相聚，谈天论地、谈古论今，或喜乐或蹇蹇，都在沸水中翻滚沉浮的茶叶中得以寄托。

从宋徽宗的《文会图》到明代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再到当代齐白石的《寒夜客来茶当酒》，无一不是文人雅士品茗的例证。

当代中国作家古清生在其美食文化散文集《美食最相思》中，写到其同事黄正华邀请他们几个文人一道品尝铁观音，取的水是山泉水，吱吱啜饮，喝完六泡，竟有些茶醉。“茶香一去三千里，旧饮新啜两分明”，雅事也！

友人间交流茶，得相聚一堂共品一茗，自是幸事。若相距千里，偶独品佳茗，自是希望有茶友一同分享，于是千里邮寄茶礼，以慰心意。

早在唐代，白居易收到李六郎中寄来的新蜀茶，感慨道：“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可见茶在藏区人民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青藏高原干燥、苦寒，藏民饮食以糍粑和牛羊肉为主，茶的解腻、助消化和补充人体所需维生素等平衡营养的功能，刚好解决了藏区人民长期食肉的营养均衡问题。

　　不单是在古时，就算到了今天，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人们会把茶叶中的普洱茶(因普洱茶有越陈越香的特性)留存给下一代，作为嫁妆或是聘礼，不仅藏区的人们每日不可不喝，生活在都市的人们也以茶作为最日常的饮品。

沏一壶清茶，品一章雅文，香茶静室。不知千百年前的古人是否也是这般心旷神怡，悠然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