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以前，中国的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保持顺差，牢牢攒着话语权。东印度公司曾试图寻求管道引种，没想到到手的种子不是被煮熟的、就是被毒死无法发芽的。直到罗伯特·福琼乔装打扮，从安徽和武夷山拐走大量茶苗和靠谱的种子，才打破中国把持茶叶资源的贸易僵局。据《东华续录》的记载，在洋人还不懂种茶的时代，中国茶不管品质高低，一担随便都有五六十两到七八十两的卖价，还可附加百分之五的出口税。
东印度公司运送茶叶
18世纪中叶以来，国际茶叶贸易以红茶为主流，市场需求量大。福琼说，当喝茶变成英国和殖民地人们生活必需时，大规模、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就不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了。1870年后，英国开始将茶叶贸易的注意力转向其殖民地印度，逐步降低对中国茶叶的贸易依赖。而同一时期，中国对美的绿茶市场，也因质量参差，被日本趁乱劫走。中国绿茶外销凉凉了，而国际市场对红茶的热情依旧不减。穷则思变，“绿转红”似乎成为中国茶发展不可逆的唯一选择。
这时候，还能在印度红茶、锡兰红茶的夹缝中逆袭的，大概仅剩祁门红茶了。
中国红茶的逆袭：
在中国茶的历史长河中，祁门红茶的位置是很尴尬的。1875年创制至今还不满一个半世纪，非但没有动辄千年的典故可以依托，而其因应商贸而生的背景，与避谈商利、清高自守的传统文人形象，似乎也有一丝违和。
说白了，祁红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文人雅趣，而是来自于贸易市场的需要，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还经历过茶农、茶商、洋行之间的尔虞我诈。吴觉农先生在《祁门红茶复兴计划》中提到：洋商操纵祁红的价格，每年最早运达上海的祁红价格极高，过两日即下跌三成，再过两日茶价已不足一半，不仅定价随洋商所欲，行业内还有“吃磅”的惯例，不论茶的品质如何，出货时必须多给2.5%至4%不等的补贴，且这种盘剥并不仅止于洋商，茶栈、茶号、茶农之间也存在着大鱼吃小鱼的关系。——这和中国传统茶饮惯以文人小情趣闻名的设定压根相反，还多了几分庸俗的气息。
庸俗与入世救赎或许是一体两面，祁红一反中国茶含蓄内敛的高冷气质，为中国红茶的发展立下一块崭新的里程碑，靠着高扬的香气走出国门，拿下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质奖章，和印度大吉岭、锡兰乌瓦并称世界三大高香红茶。
“高香”或许是对祁红的误解：
世界的三大高香红茶之一，绝对是祁红的一大卖点。然而，这样的“高香”却显得有些不明究理，尤其是和大吉岭红茶、锡兰红茶相提并论的时候。大吉岭红茶和锡兰红茶多“高香”夺人，锐利的香可以高到直插脑门，我通常用发酵不足的“青味”来理解这类不太符合中国人含蓄悠远的审美、又具相当侵略性的香气。清饮不行，若是调以牛奶、就着甜点，享受英伦特色的下午茶时光呢？审美体系一转变，这所谓的“高香”似乎又合情合理了。
也许，祁红之所以能墙外开花墙内香，正是她独树一帜的“祁门香”与西方人的味觉审美无缝接轨，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曾诗咏祁红“在中国的茶香里，发现了春天的芬芳”。可能是文学性的用语产生模糊的美感，即便是制茶名师辈出、名茶百花齐放的今天，都很难用“春天的芬芳”来形容一款发酵到位的红茶，除非是印度大吉岭这类还带有生青之味的“红茶”。
祁红创制初期，乌龙与红茶的区分还不甚明晰，祁红曾一度以“祁门乌龙”的名号在江湖走动，时人也有“红茶之总名，曰乌龙”的论调。1933年，《祁门红茶复兴计划》载“祁红采制，祁门最早；……茶以早采为优美，愈迟而亦愈劣。”为了保留香气，还“减少发酵之充分”。看来“早采”的茶青和“降低发酵程度”，是这时期祁红“高香”的秘诀，而这种风味和现在大吉岭春摘的原叶红茶，或许还真能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禁令人想问，当年拿下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的“祁门香”，和现在祁红的香气一样吗？
“鲜、甜、厚”之源：
“祁门香”或许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无法像碧螺春的花果香一样被清晰且精准地描述出来。当然，越是模糊的概念，所能诠释的空间就越大，商业上的可操作性也就越高。如果非要定义“祁门香”，大概就只能说成是一种独特的地域香。
其实，在祁门红茶创制之前，毗邻祁门的至德（今安徽东至县）和浮梁两地受到粤商的影响，已有生产红茶外销的记录。1975年之后，祁门红茶逐渐在外销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周边的至德、浮梁及贵池的一小部份，都纳入了祁红的产业体系当中，据民国时期的调查显示，祁红以祁门所产的品质最好，其次才是至德和浮梁。
生产祁门红茶的茶园：
祁门红茶与西湖龙井、黄山毛峰、蒙顶甘露一样，皆产自北纬30度的“茶树黄金生长带”，而祁门本地的槠叶种茶树鲜叶，在制成红茶的揉捻过程中，茶叶的芳香物质香叶醇含量骤增，为祁红的高香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原来，一直生产绿茶的祁门，直到清末才发现本地槠叶种的秘密。
要在外销市场上稳定发展，光一项香气是不够的，还要保证长期的稳定品质。20世纪初的祁红就有“求其匀细，掌握椎击无所不至”的精制工艺，把完整的干茶打成更细小的条索、筛分等级再拼配、匀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