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茶论》是宋代皇帝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就内容而言，即使在今天，《大观茶论》都可以说是有关茶的知识的入门之作。通过《大观茶论》，人们能迅速了解和掌握有关茶的知识。
它提出了“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的观点。他指出茶的产地是“崖必阳，圃必阴”。这与陆羽的见解基本相同。对于产地对茶叶生长的影响及要采取的措施，他提出“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 。
关于天时对茶叶优劣的影响，它提出了“焙人得茶天为庆”的观点。他说：“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急”。如果“轻寒，英华渐长，条达而不迫，茶工从容致力”，则其“色味两全”。如果“时旸郁燠，芽甲奋暴，促工暴力，随槁晷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压，压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茶黄留渍”，则其“色味所失已半” 。
对制茶过程，他提出了“洁净宜热良”的要求。“涤芽惟洁，濯器惟净，蒸压惟其宜，研膏惟热，焙火惟良”，否则，会出现“饮而有少砂……涤濯之不精”的情况。造茶要考虑“日晷之短长，均工力之众寡，会采择之多少”，必须在“一日造成”，如果过宿，“则害色味”。
通过以上3例，可以发现《大观茶论》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当时代的发展水平，全面介绍了茶的有关知识。
内容精深，论述简明，且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对今天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大观茶论》的最大特点，是它把深刻的哲理、生活的情趣，寓于对茶的极其简明扼要的论述中。
在论述“蒸芽压黄之得失”时，它说“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清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胶。压久则气竭味漓，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及熟而香，压黄欲膏尽亟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十已得七八矣”。蒸芽压黄，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火候，过与不及都不行。而做到恰到好处，既需要技术，更需要智慧。这需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
在采茶上，他基本采纳前人的见解，但更为简明，并在生动形象的描述中无形地提高人们的鉴茶能力。采茶的时间是“黎明，见日则止”。具体要求则“用爪断芽，不以指揉”，主要是“虑气汗熏渍，茶不鲜洁”。
对于茶的品次，“凡牙如雀舌谷粒（雀舌谷粒，指茶芽刚刚萌生随即采摘，精制成茶后形似雀舌谷粒细小嫩香。后世“雀舌”成一种优质茶名）者为斗品，一枪一旗（一枪一旗，即一芽一叶，芽未展尖细如枪，叶已展有如旗帜）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茶始芽萌，则有白合（百合，指两叶抱生的茶芽，即鳞片），既撷则有乌蒂（乌蒂，指茶芽的蒂头），白合不去害茶味，乌蒂不去害茶色” 。
“点茶”部分是《大观茶论》的精华，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中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点茶讲究力道的大小，力道和工具运用的和谐。它对手指、腕力的描述尤为精彩，整个过程点茶的乐趣、生活的情趣跃然而出。
应该说，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治国理政也许不行，成了亡国之君，自己和儿子双双沦为囚徒，亡命天涯，正如南唐的李后主李煜，也许，这是中国封建朝代更替的一种必然，不能怪宋徽宗或李后主本人。只怪他们身不逢时，在朝代气数已尽时在位。但不管怎么说，在茶者心目中，赵佶是一个优雅而内行的茶人，因为，他留下了一部独一无二的茶学专著——《大观茶论》。
而且，这是古代茶学著作的一个高峰，昆仑认为，它比唐代陆羽的《茶经》有过之而无不及，《茶经》主要是茶的史料和器具的记录，理论性相对不足，《大观茶论》和同时代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相比，更有高度，内容更丰富，词句更典雅。
而后世如明代许次纾的《茶疏》，黄龙德的《茶说》等虽然有些细节上的突破，但和《大观茶论》不在一个档次上，充其量是匠人的记事而已。
《大观茶论》给茶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将茶上升 到精神的境界，成为一株集天地之秀气，万物之灵禀的神物，具有“祛襟涤滞，致清导和，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的精神功用，不同凡物。
像“ 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这有优美辞句，昆仑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这和唐卢㒰的七碗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从小熟读诗书的赵佶借鉴了前人诗书中的精妙之处，但从茶学理论的高度给予总结，毕竟是第一次。
在其开篇序论中，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对茶的社会学属性的论述， 认为茶是盛世的情趣和时尚。茶不同于稻谷粟米是用来充饥，蚕丝棉麻用来御寒，这些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不论年景好坏，都要生产使用。
而茶仅有在一个安定详和，物质充裕的社会才能得到发展与升华，人们不必为生活的细节琐碎而操碎心计，不必在某种重压之下惴惴不安，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对茶的清淡和雅韵心怀向往。
陆羽对茶的内质标准不置可否，在“茶之造”篇中对茶饼的外观进行一番描述之后，对茶之内质的评判以“ 茶之否臧，存于口决，” 敷衍带过，也就是说，茶的好坏不知道，只能口口相传，没有什么标准，这种说法，明显与茶圣的身份不符。
蔡襄在《茶录》中，仅以“ 茶味主于甘滑 ”一笔带过，黄儒的《品茶要录》没有涉及茶品的标准。而宋徽宗明确提出：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每每读到这里，昆仑便惊叹宋徽宗对茶的领悟之深。
对于茶叶的香，宋徽宗沿及陆羽和蔡襄的说法，说是：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对于真香，他还有一个非常唯美的形容：馨香四达，秋爽洒然。这是现代人难以企及的审美境界。茶叶贵在本质的醇香，不应该添加原味之外的其它味道。唐人往往在煮茶时加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目前在西南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某些地方还存在此种煮茶法。陆羽言之，其似沟渠之水无异而。这一点已成现代茶行业的共识，当然，独具特色的茉莉花茶除外。
无疑，在《大观茶论》中，最独特，最有唯美境界的是宋徽宗提出了点茶的七汤法，每次的注水量，注水的角度和用筅的力度不尽相同，其茶的生发程度也不一样，直至最后：“ 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
说是此时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好像要溢出茶盏腾起，在盏的周围回旋不动，形成“咬盏”。这时，才可以慢慢品尝那轻灵、清浮、醇和的茶水。
昆仑觉得，这样的点茶境界应该是宋徽宗一个人的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是顶级的精妙之人，无从了解其精妙之处。
宋徽宗居庙堂之高，以悠闲雅致之心，在品鉴层面，对茶提出独到的理解。问题是，宋徽宗还对属于茶工制作范围的技术细节提出见解，这就让茶者有些匪夷所思了。
宋徽宗不是正常的顺位继承大统的，是兄亡无子，他以弟弟的身份意外上台的，他能上台，也是经过了腥风血雨，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他的第一个年号“ 建中靖国 ”就说明了这一点，“大观”是他使用的第三个年号，是上台后的第七个年头开始使用的。
《大观茶论》就写于这个时期，此时宋徽宗是一个二十五左右的青年才俊，按照《大观茶论》的描述，此时是：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
“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这是《大观茶论》中昆仑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是昆仑最向往的一个生存状态，我们曾经为得到这样生存状态而浴血奋战，如谭嗣同，秋瑾等先烈，也曾经暂短的拥有这样的生存状态。但现实是残酷的，历史是诡谲的，我们还需努力并矢志不渝。
国强，人和，才有茶之兴，茶运寄托于国运，这是阅读《大观茶论》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