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简而言之就是给皇家生产、制作的御用茶。宋代的贡茶和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享誉盛名，不仅促进了名茶的发展、饮茶的普及，还使斗茶之风盛行，茶书、茶诗词、茶书画等茶文化作品无数。
茶，作为饮品和养生品一直与中国的鉴年史同行，但作为一种皇室文化载体，还是进入宋代，北宋饮茶进入鼎盛期。
这一时期，帝王嗜茶、士大夫们造茶、百姓爱茶，饮茶之风及制茶之法登峰造极。中国茶史再也没有一个朝代能够超越宋朝。皇家贡茶是宋代茶的代表。
北宋王朝初立，宋帝设立茶局，派重臣督造皇家御茶，他们最终选定福建建州凤凰山北苑贡茶为皇家御茶，旷世奇茗也由此诞生，掀开了中国茶叶史上新的篇章。
北苑贡茶最初只制造一种茶，就是名冠天下的龙团凤饼。据记载，龙团凤饼为宋真宗时期宰相丁谓所创。龙团凤饼因产自建安的龙山和凤山，所以其茶饼上雕刻有精美的龙凤呈祥图案而得名。
到了庆历年间，龙团凤饼又得到新的发展——时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又将丁谓创造的大龙团凤饼改为小龙团凤饼。原来的大龙团凤饼是八饼为一斤，改制后的小龙团凤饼二十饼为一斤，这说明制作的精良程度已经大大提高。
浓缩的都是精品。难怪“小资皇帝”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得意地宣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当时的小龙团凤饼产量极少，“专拟上贡，虽近臣之家，徒闻而未见”。身为朝廷重臣，见多识广的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其品精绝，谓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以至于当时的王公将相都有“黄金可求，龙团难求”之感叹。
龙团凤饼已经让后世仰望了，据史料记载，神宗年间，又造出一种名叫“密云龙”的贡茶，“其品又高于小团之上”；哲宗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祥龙。徽宗赵佶，崇尚白茶，于是白茶遂为第一”（《北苑贡茶录》）。
宋代贡茶就是以这种“后茶把前茶拍死在沙滩上”的精神一步步推陈出新的。新品一出，前茶即降为凡品，以致宋朝北苑贡茶的名目愈来愈多，名品有四五十种。
特别是到了宋徽宗年间，又一个善于造茶献媚的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地创制了一种“银丝水芽”，即“将已拣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丝然，其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团胜雪’”。
宋代贡茶发展到“龙团胜雪”，其精美程度可算是达到了极点，成为中国制茶史上的一个神话，至今无法超越。
宋代贡茶的采制十分讲究，据宋代赵汝励《北苑别录》介绍，基本过程是：采茶、拣茶、蒸茶、洗茶、榨茶、搓揉、再榨茶再搓揉反复数次，研茶、压模（造茶）、焙茶、过沸汤、再焙茶过沸汤反复数次，烟焙、过汤出色、晾干。
宋代贡茶对茶的采摘要求也很高。时间上要在每天三更天的时候上山最为适宜。等到太阳出来，阳光照射在茶叶叶片，水逐渐消失，这时再采摘的茶叶品质就会受到影响，制出的茶色泽缺乏鲜明的色彩。
采茶时，对茶工的要求也很高。前一天必须沐浴更衣，头上要佩戴头巾或帽子，指甲要留长洗净。采摘茶芽时不准用指肉采摘，只能用指甲掐取断芽。
摘取的茶叶，在指尖不做停留，迅速放进随身携带的水罐中。史料上曾这样记载：“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为茶病。”
宋代贡茶的兴盛，跟当时的皇帝有直接关系。在整个两宋时期，皇帝们都是爱茶者，其中特别嗜茶的皇帝当数宋徽宗赵佶。
赵佶不仅经常在宫廷开设茶宴，并且亲自撰写了关于北苑贡茶的著名《茶论》，该书因为是在大观年间所撰，所以后人又将其称为《大观茶论》。
“上有好之，下必附之”，皇帝的这种爱好，很自然地影响和推动了社会的时尚风气，使中国茶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历史上出现茶学专著与茶诗词最多的时期。仅论述北苑贡茶的，就有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熊藩的《宣和北苑贡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刘异的《北苑拾遗》等。
宋代贡茶之美、茶叶之精，也使得大量文人墨客为之倾倒。“两宋”时期，先后有180多位诗人、词人用文章赞颂宋代贡茶，诗词达400篇。
建茶入诗，比比皆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把佳茗和佳人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佳句，为人们所传诵。
陆游写了300多首茶诗，成为历代诗人中写茶最多的一位，陆游对建茶更是情有独钟，他入闽做茶官，就生活在建茶之地建州，“建溪官茶天下绝”的名句，出自他的《建安雪》。
欧阳修在病中喜得建茶，品尝之余，遂作《和梅公仪尝建茶》。“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这是梅尧臣的诗句，是说北苑“龙凤团茶”可以比得上“仙人掌茶”，也可与“阳羡紫笋茶”媲美。
除了苏轼、陆游、欧阳修，还有黄庭坚、辛弃疾、李清照、白玉蟾等，可以说，宋代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写过许多以茶为题的作品，其中不乏流传千古的佳作名句，从而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宋代贡茶的发展也促进了品饮技艺的提高。宋代品饮方式除由贡茶一路衍生出来的“绣茶”之外，还有“斗茶”、文人自娱自乐的“分茶”等，民间的茶楼、饭馆，饮茶方式更是丰富多彩。
宋代贡茶的发展还带动了茶具、茶艺的发展。在宋代，江西景德镇的白瓷、福建建州的黑瓷、浙江龙泉的青瓷等制造的茶具个个都是精美绝伦。建州的兔毫盏在当时也十分流行，后来还流传到日本，被视为珍品。
虽然普洱茶在宋朝并不是这个舞台上了主角，但宋朝的这种丰富的茶文化，也为后面的普洱茶成为贡茶奠定了基础：
宋朝
李石在他的<续博物志>一书记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这段话与唐代樊绰所记载大同小异,似乎是引用了他的说法，可见宋时云南茶叶仍没有固定的名字。
普洱茶虽然已自唐时，极遗憾的，唐代茶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介绍了十三个省份，四十二州的名茶，惟独漏了云南省银生城的普洱茶。
然而，到了今天最能承接唐宋时团茶衣钵的，却是云南的普洱茶。
从茶文化历史的认知，茶兴于唐朝而盛于宋朝。中国茶叶的兴盛，除了中华民族以饮茶的风尚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茶马市场"以茶叶易换西蕃之马，对西藏的商业交易，开拓了对西域商业往来的荣景。"西蕃之用普洱"一句话,有了铁证事实。
元朝
在整体中国茶文化传承的起伏转折过程中，是特别平淡的一个朝代，可是对普洱茶文化来说，元朝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光景。
我们习惯将普洱茶的起源摆在三国时代的"本武候遗种"，其实可以将普洱茶的根本追溯到中国茶的第一人时期，不管他喝的是那一棵茶树的茶叶，必定是云南大叶茶种的后代，也就是普洱茶。
因为云南普洱茶是用大叶种茶，也是最原始茶种的茶菁制成的。所以中国茶的历史，就等于是普洱茶的历史。
可是元、明以前喝普洱茶，都是没有"落款"的普洱茶，也就是有其实而无其固定的名称，对普洱茶的品茗者来说，是一大憾事！
我们从历史传承的共鸣而产生美感和满足，往往跟这个历史传承存在的确实性是有着正面密切关系。
比如，两把相同的古壶，经鉴定同样是出自陈鸣远的真品，而一者有款，另一者则无款，当然有款者价格会比较高。因为有款代表确实性较高，较容易引发更高的美感。自从元朝的普茶得到正其名之后，使喜爱普洱茶品茗者，增加了一份"名正言顺"的归宿之美。
元朝有一地名叫"步日部"，由于后来转音写成汉字，就成了"普洱"(当时"洱"字无三点水)。普洱一词首见于此，从此得以正名写入了历史。
没有固定名称的云南茶叶，也被叫做"普洱"，纯厚浓酽的普洱茶逐渐成为西藏、西康、,新疆等地区以肉食为主的兄弟民族必需食品，也是该地区市场买卖的必需商品。普茶一名也从此名震国内外，直到明朝末年，才改为叫普洱茶。
明朝
万历年间(公元1620年)，谢肇淛在他的<滇略>中有记载:"士遮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
这是"普茶"一名首次见诸文字。明朝末年方以智在他所撰稿，由他的两个儿子方中通，方中履于公元1664年出版的<物理小识>中记载了:"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普洱茶"一名正式有了文字可参。
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放牧牛童时期，就看不惯人们制作团茶，以斗茶为乐的奢侈生活。立位后首先废团茶而兴散茶,于1391年下令改革贡茶"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来带动平实朴素的社会民风。
中国各种茶都改头换面，惟有生产在南方边陲地区的普洱茶，由于明朝政令鞭长莫及，所以仍然保有古意盎然的团饼茶型。
明朝，茶马市场在云南兴起，往来穿梭云南与西藏之间的马帮如织。这些马帮一来一回，需走上四五千里路，足足等于唐三藏取经的历程。
商人运来大批毛皮、布匹、纸张、刀具、还有马匹等日用品将交换到的茶叶，以人背马驮运回去。
因为交通人马车辆很多，走出了专业的道路。其中有一条由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南端易武镇，北上经普洱镇，经大理到达丽江以南，至金沙江边的石鼓镇。那些走在云南境内的，我们习惯称之为"古茶道"，由易武镇通往石鼓镇是一条铺着石块的，叫它为"石块古茶道"。
再由石鼓镇通过西藏拉萨直达印度，这条在云南境外的，我们叫它为"茶马大道"。当然，古茶道，茶马大道并不只一条，还能通往缅甸，也有通往越南的茶马大道。
在茶道的沿途上，聚集而形成许多城市。"普洱府"由"步日部"改名以来，渐渐开拓成为云南茶叶最主要的集散中心，慢慢让商人感觉到，云南茶叶和普洱府连成一体，有了普茶一名。
后来到了明朝末年，再更改为"普洱茶"。凡是云南境内，由乔木茶树的茶菁制造的茶品，一律通称为普洱茶。以普洱府为中心点，透过了古茶道和茶马大道极频繁的东西交通往来，进行着庞大的茶马交易。蜂拥的驮马商旅，将云南地区编织为最亮丽光彩的历史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