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很多城市，在西强东弱的近代背景下，都曾有过“洋气”的称号。比较耳熟的，上海是“东方巴黎”，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还有一个汉口是“东方芝加哥”。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汉口是通商口岸之一。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对外贸易起飞，成为“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被美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

茶叶，小小的树叶，在汉口这条荆楚之龙的起飞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个场景或许可以说明：从龙王庙到丹水池，长达20里，沿岸码头林立，每天停泊近千艘茶船。

“汉口商务之盈绌，尤专视茶叶之盛衰”，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茶叶关系汉口的兴衰。

长江一万二千里，为什么是汉口？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剥离，独立成镇。

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上通巴蜀，下达江南，北通襄阳，南连鄱阳湖、洞庭湖水系，所谓“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

如此要冲，“虽不欲雄天下，不可得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里如此感慨。

清朝初年，汉口力压景德镇、朱仙镇、和佛山三大名镇，傲然成魁首，有“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的美誉。

九省通衢，容纳八方，汉口恰恰又是湖北、湖南和江西产茶省的中心地带，三省茶叶汇聚于此。

据《清史稿》记载，更有四川茶顺江而来，陕甘茶循汉水南下，祁门茶经鄱阳湖，溯江而上。

广阔的腹地，为汉口提供了海量的茶叶。

开埠之前，汉口已经形成了茶叶市场，比如在1837年-1839年，汉口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年均7万多担。

开埠，起高楼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对外通商，从传统的商业市镇，霍然转型，成了近代商业大都会。

1861年，汉口港出口茶叶8万担。

1862年，跃升到21.6万担。

又10年，翻了10倍。

1871-1890年，汉口的茶叶出口进入鼎盛阶段，年平均出口茶叶200万担。其中1886年高达268万担。

据《江汉关贸易报告》和《海关十年报告——江汉关》的数据，1895年，汉口茶叶出口14965255两，占出口总额的41%。

新楼新人新风尚

外贸的兴盛，吸引外国移民、各地商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周边农村的农民纷纷汇集汉口，让汉口成了一个移民城市。

19世纪80年代，汉口只有18万人。

1911年59万人，翻了3倍多。而同一时期，武昌仅16万人，汉阳仅7万人。

新人新风尚，关于茶，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茶馆。

清朝前期，汉口只有几十家茶馆。开埠之后，到1909年，汉口茶馆的数量达到了250家。

高档茶馆有怡心楼、汉上第一楼等，提供雅座，戏厅，弹子房、阅览室等服务，主卖上乘毛尖茶，兼卖刨冰、汽水等西式饮料，专供社会高层和洋人。

而大茶园，则是普通百姓繁碌生活里一时忘忧的好去处，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弹唱、说书、杂技、戏曲等表演。

沙上高楼，难耐风吹雨打

19世纪末，因为印度、锡兰、爪哇和日本茶叶的崛起，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低廉茶叶，迅速挤占了英美市场，全国茶叶出口逐年衰微。

但俄国人依然“钟情”汉口的茶。

一是俄商就地开厂做茶，茶叶成本较低；二是习惯使然。

俄罗斯“伟大的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尼古拉·费里申认为，汉口开埠后，大量俄商在汉设茶厂，砖茶源源不断地输入俄国，养成了普通俄国人的饮茶习惯。

1887年，一家俄国洋行试运了一批印度阿萨姆茶叶回国，因为印度茶叶的茶味太浓，不受俄国人喜欢。

1891年，汉口运往英俄的茶叶26.2万担，其中俄国18.3万担，占比69.84%，可见俄国市场对汉口的重要性。

这就使得汉口的茶叶贸易得以延续，取代福州，成为中国第一大茶贸易港。

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市场丧失，汉口茶叶完全衰落下去。

国不强，茶难兴。

清末的汉口，虽然以茶兴埠，甚至以当时西洋的著名商业中心城市芝加哥类比，终究难抵国运的跌宕。

须待近百年后，才能在中华复兴的大潮流下，重现荆楚胜景。

“蜀茶总入诸藩市，胡马常从万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