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滘居民、“六一一”惨案幸存者 叶仔

国殇冢内的匾碑多为谀墓之辞。

道滘镇政府重修国殇冢的碑记。

国殇冢背后的空地即是以前卢宅的原址。

抗日名将蒋光鼐曾亲笔题写“六一一亭”。

国殇冢的面积不及半个标准足球场大。

国殇冢已被周围的民居所包围。

国殇冢内墙上镶满了当时地方党政名流题写的匾碑。

历史往往比艺术更震撼人心

最近，一部反映日军在华兽行的电影《南京！南京！》，让人不忍回顾历史，而在东莞，东江滔滔，68年前的一场血腥场景，也已漂洗为黑白色旧底片。

这场惨剧的导火索看起来很简单：道滘土匪恶霸刘发如的弟弟刘培逃命途中，其马弁刘皮林开枪打死一日本鬼子。鬼子转而迁怒于村民，除了将刘皮林酷刑折磨死外，又放毒烟、枪杀无辜百姓260余人。

本是横行乡里的土匪，尽管刘皮林向鬼子开枪的动机是出于保命，但被俘后即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依然像勇士一样没有向鬼子低头，慷慨赴死。在国殇冢的《国殇题名》碑上，刘皮林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列右数第四位，与其他六十位无辜死难者融为了一体。

日寇在东莞还遭遇了另一次激烈反抗。《东莞文史》第十七期载，1945年7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33名日本鬼子前往道滘扫荡，在新村(今属万江区)遭遇刘发如的“砂煲兄弟”卢祺。卢祺率部下与日军展开激烈枪战，打死鬼子32人，仅一名日寇逃脱，此事在当时的香港报纸刊载，被认为是日军入侵东莞几年中伤亡最重的一次败仗。而在道滘当地，卢祺是新村、大汾、小河一带的小“土皇帝”，纳有12房姨太，还常强抢民女，百姓怨恨地称为“生鸡祺”。就是这样一个“生鸡祺”，却给了骄横的日寇一次重创。

关于土匪抗日，张艺谋的《红高粱》也有类似的情节，土匪屠三炮平日里打家劫舍，在日本鬼子到来时挺身而出。“艺术源于生活”的道理，在东莞小镇找到了注脚。而相对于土匪的“抗日”，一些村民的懦弱、柔顺、自私，却让人扼腕。“六一一”惨案幸存者叶松辉老人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个老人家向他们(鬼子)鞠躬行礼，可那些日本兵根本不理他，其中一个拿着一把铁尺对着老人的背狠狠打了一下，那老人当场喷血倒下。”鬼子进村时，有不少村民主动冲他们竖大拇指讨好。而在祠堂里鬼子施放毒烟时，叶松辉“脱下衣服捂着鼻子，可一脱下衣服就被人抢了，直到脱下第四件才没被抢。”口渴难忍的叶松辉挤到祠堂的天井喝房檐滴下的雨水，也是“喝几滴就被其他人推开”。在事关生死面前，我们没有理由强求手无寸铁的平民有怎样的高姿态，生命不分高低贵贱，都应该值得尊重，刘皮林和61位村民无论是慷慨赴死，还是悲屈惨死，都是对日军兽行的控诉。

正义与邪恶，怯懦与坚强，自私与利他……这些判若云泥的秉性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竟会如此“亲密无间”地杂糅在一起，让人无法做出判断。

国殇冢

又名六一一亭，位于东莞市道滘镇闸口村，1949年2月24日建成，以纪念1941年农历闰六月十一被日军用毒烟熏死的61位村民。

国殇冢为红砖水泥批荡，长20米、宽8.6米，面积158.2平方米，由门槛、围墙，六一一亭、国殇冢、碑廊等构成，现存有当时广东省国民党军政要员题字碑刻19块，是日军侵华暴行的重要见证之一。国殇冢为东莞县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踏访

虽然是一天中最热的午后时分，但受最近几天连续南下的弱冷空气影响，已进入初夏的道滘街头仍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

出发前在车载GPS上搜索了半天，竟没有查到一点关于道滘国殇冢或六一一亭的信息。沿路打探，一直到国殇冢所在的闸口村，才从一位老者口中得知，国殇冢就位于道滘中心幼儿园附近。沿着幼儿园外围兜了一圈，却还是没有看到。一位前来接小孩的中年妇女指着东北方向说：“就是那儿了。”

蒋光鼐亲笔题写匾额

从远处看，国殇冢大门紧挨车水马龙的道滘沿江大道，左右两边及背靠的都是高低错落的农民房。窄小的大门甚至没有旁边的菜市场来得气派，就连门口不大的空地上也并排停了两部小货车，将入口堵得严严实实。

大门柱为浅灰色碎石批荡，左右各四根，构成一个整体。双扇铁栅门上了门闩，轻轻一拉就开了。整个院落为长方形，地方不大，进深20米，宽8.6米，面积还不及半个标准篮球场，分作前门、天井、主亭、后冢4个部分。

院落的格局呈中轴对称结构，甬道两边植有冬青和矮松，抬头正对的即是六一一亭，视线尽头是绿色琉璃瓦覆顶的碑庑，正中央小篆体的“国殇冢”。

亭子正上方悬挂着抗日名将蒋光鼐题写的“六一一亭”匾额，左右楹联“碧血常新精魂不灭，大江如画烈魄归来”，为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所题。匾额和楹联均为白色大理石镂刻，笔画填以蓝色。

亭子只有三级台阶，四面轩敞通风，倒是一个避雨遮阳的好去处。靠近内侧的一根亭柱顶端，有家燕筑巢其上，为肃杀、悲壮的氛围中平添了一丝生气。

据《道滘镇志》记载，1949年2月24日建成国殇冢，时任民国东莞县长的何峨芳亲自捉笔撰写碑记，并题写“国殇冢”。《国殇题名》碑上记载有卢树松、刘拱宸等死难者61人。围绕碑庑，左右两侧的内墙上镶满了当时国民党广东、东莞军政界人士题刻的牌匾。

国殇冢见证日寇兽行

国殇冢后面，不到十步便是民宅，小楼上，生机勃勃的绿色盆栽探出阳台，正在晾晒的衣服抑或是门口的大红对联，都让人很难与68年前那个黑暗的时刻发生联想。

在《东莞抗日实录》一书中，记载有幸存者叶松辉老人的回忆。1941年农历闰六月十一，日军集结数百名官兵，分乘电船(机动轮船)扫荡道滘。在金牛坊，道滘大土匪刘发如的弟弟刘培与日军遭遇，手下刘皮林为掩护，开枪打死一名日本兵。日军大为光火，活捉刘皮林后还不解恨，迁怒村民，到处抓人。

9岁的叶松辉和其他村民被驱赶进祠堂。“关进祠堂后，有个戴着防毒面罩的日本兵走了进来，用瓦筒装着些什么。日本兵进来后划火柴点火，可能是被雨水淋湿了，这时，在祠堂天井上的日本兵扔了个打火机给他，一下子把瓦筒里的东西点着了。‘轰’的一声后，一大团白烟冒了出来，祠堂里顿时大乱，哭声、叫声乱作一片，场面非常恐怖。”。

两天一夜，日军几次施放毒烟，加上暑热熏蒸，村民如同身处炼狱，鱼缸里的水都被喝光，有的甚至喝尿解渴。“我们有时被赶到门外接受审问。我看到了日本兵对刘皮林行刑，刘被五花大绑打翻在地，用水喉猛往口里灌水，灌到肚子胀得很大时，用木板压，两个人用力一踩，水从他的嘴里狂喷而出，足足有一米高。又用绳子绑着刘皮林两只脚的大脚趾，倒吊在竹梯上，用火来烧……活活地把刘皮林整死。”

据《道滘镇志》载，“日军将五六百男子迫入卢宅(现六一一亭后座)，一房一厅旧式青砖侧正屋，无一个窗口。日间日本鬼子施放毒烟三次，不少人中毒身亡，死尸臭味越来越大……。”

平民遇难地厕身闹市

岁月变迁，道滘人民受难的卢氏祠堂和卢宅已无踪迹可觅，就连国殇冢小小的院落也几乎要被周围的民居湮没。国殇冢隔壁的村民卢惠坚说，当初修国殇冢时，卢宅拆掉了，国殇冢后面的空地就是以前卢宅的地基。旁边关押妇女儿童的卢氏祠堂也已不复存在，原址建起了现在的菜市场。

暮色渐沉，人们从国殇冢前走过，很少有人愿意往里面多看一眼。隔壁的集市，菜市场内肉档的灯泡发出暖暖的光色，鸡档的老板娘熟练地从笼中抓出一只活鸡，一刀将喉部划开，趁鸡还在扑腾时飞快地拔去羽毛。在这样司空见惯的氛围中，国殇冢静默在一隅，仿佛与这热闹有趣的世界没有半点关系。

　　解密

国殇冢匾碑出自哪些政要之手？

国殇冢有当时国民党广东、东莞军政界人士题刻的石碑共19块。碑文及题碑人分别是：

国殇冢———何峨芳(民国东莞县长，广西藤县人。)

大义凛然———薛岳(时任民国广东省府主席，广东乐昌人。）

沛塞苍冥———林翼中(民国广东省参议会首任会长，原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

毅魂长存———余汉谋(民国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华南军政长官，肇庆人。)

成仁取义———张达(民国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东莞市城区博厦人。)

义薄云天———黄国梁(时任陆军第二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广东省保安副司令，增城人。）

成仁取义———李扬敬(民国广州市市长、国民党第四、五、六届中央执委，东莞市城区县后坊人。)

民族精魂———陆匡文(民国广州行辕政务处处长、民事处处长、秘书长，信宜人。)

义烈乡邦———区芳浦(民国广东财政厅厅长，南海人。)

行己有耻———徐景唐(抗战时广东绥靖主任公署西江行署主任、第十二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附城区鳌峙塘人。)

精忠昭日月———王光海(抗战前任湖南省政府代主席，抗战胜利后任徐州绥靖公署办公厅中将主任，1946年任民国广东省民政厅厅长，虎门镇南栅人。)

永昭馨烈———谢文龙(留美硕士，时任民国广东建设厅厅长，开平人)。

民族正气———王若圄(抗战时任惠州游击指挥所中将副主任，嗣兼第四战区、第七战区、第九战区中将高参。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参政员，“国大”代表，虎门镇南栅人。)

宁死不屈———罗瑶(曾任民国东莞县县长，抗战时任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议。抗战胜利后任民国广东省民政厅主任秘书、建设厅主任秘书，谢岗镇黎村人。）

临危不苟———袁体仁(时任国民党东莞县委书记。)

英魂不灭———王超(东莞虎门南栅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49年3月15日任民国东莞县长。)

义民堪敬———由民国东莞县参议会正副会长王体端、翟宗汉题。王体端是南栅人，翟宗汉为东莞县明生中学校长。

民族正气———张我东(民国东莞县长兼东、增、宝三县联防办公室主任、东莞专员，虎门镇龙眼村人。)

义气长存———沈炳济(民国东莞地方法院院长。)

冢内并无埋葬死难者

据《东莞文史》载幸存者卢守璞、卢裴忆述，“六一一”惨案后，道滘善堂出面善后，从室内运出的殉难者尸体，足足放满两只大泥船，也有送回家后发病死去的。死者皆由亲友认领安葬。因此国殇冢并无安葬有死难者。

日军施放的是何种毒气

据考证，“六一一”惨案中日寇施放毒烟应为芥子气。芥子气为糜烂性毒剂，能引起皮肤红肿、起泡以至溃烂；可致结膜炎、角膜混浊或有溃疡形成；吸入蒸气或雾损伤上呼吸道，高浓度可致肺损伤，重度损伤表现为咽喉、气管、支气管粘膜坏死性炎症,引起死亡。

对话

母为救主仔，弟弟被熏死

访谈对象

叶仔(道滘居民，78岁，“六一一”惨案幸存者)

记者：还记得那一天是怎么被日军驱赶到祠堂的吗？

叶仔：那时候我已经10岁了。1941年农历闰六月十一早上，我在姑姑家门口的河边钓虾，碗里的粥还没吃完，就看到鬼子乘着皮艇从东江南支流涌来。我躲回家里，鬼子挨家挨户拍门，抓人到祠堂去。走得慢的就用枪托打，有的被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妇女小孩都关在祠堂里，男人被用刺刀驱赶到旁边的卢氏民宅里。我当时很害怕，躲在祠堂神位的后面，鬼子放毒烟，顶不住就跑了出来。被毒烟熏得鼻涕、眼泪直流，很难受。

记者：在祠堂里那两天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

叶仔：鬼子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人们都喊渴。有村民把金戒指脱下来，只为换一口养金鱼的水喝。还好中间下了场雨，在天井里喝到一点屋檐滴下的雨水。有人撑不住往外逃，被屋顶鬼子开枪打死了几个。

记者：祠堂里有没有被毒烟熏死的？

叶仔：祠堂熏死的小孩有三四个吧。我母亲和弟弟叶柱熙当时也在现场，母亲给人家做保姆，放毒烟时，一心只想着去保护雇主家的小孩，疏忽我弟弟，结果弟弟被毒烟熏到了，没过两个月，弟弟的头皮开始溃烂死了，死时只有6岁。

记者：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也被抓去了？

叶仔：我父亲当时和其他男丁被关在卢宅里。中间有一次鬼子放他们出来审问，我父亲趁鬼子不注意躲进了水沟里面，只有双腿露在外面。鬼子看到他的腿被毒烟熏得黑乎乎的，以为他死了，这才侥幸捡了一条命。

记者：当时你看到的死者有多少？

叶仔：从卢宅里抬出来的尸体有四十多具，都是黑色的，大部分是被熏死的，也有被踩踏死的。被枪打死的也有十几人。尸体在江边摆了一长溜，用稻草盖起来等家人来认领。死者除了本地村民外，还有不少是来闸口坊赶集的外村人。加上在水田里被打死的，共有260余人。

变迁

1941年8月3日　(农历闰六月十一)，侵华日军在道滘闸口坊一卢姓民宅及祠堂，用施放毒烟或枪杀等方式致死村民61人。

1949年2月24日　国民政府在原址建起六一一亭。

1949年3月28日　国殇冢揭幕。

1966年　蒋光鼐遭抄家迫害，翌年去世。蒋光鼐题写的“六一一亭”匾额也同期被毁坏。

1979年8月20日　国殇冢被列为东莞县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冬　道滘镇人民政府筹资重修国殇冢，恢复国殇冢原貌。

1998年冬　道滘镇人民政府再修国殇冢。

2002年7月17日　国殇冢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新视野

谀墓座次及官场生态

1941年农历闰六月十一，一群平民像羔羊一样被驱赶，在狭小封闭的卢氏民宅里束手待毙。八年后，在原址建起的六一一亭揭幕，当时的国民政府省、县级政要纷纷题赠匾碑及楹联。

在略显简陋寒酸的国殇冢，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亭上及碑庑、内墙的19块匾碑。道滘文化名人莫闲斋先生将碑文内容归纳为四组：一为“民族正气”、“民族精魂”、“义烈乡邦”、“义民堪敬”；二为“义气长存”、“毅魂常存”、“英魂不灭”、“永昭馨烈”；三为“精忠昭日月”、“大义凛然”、“义薄云天”、“沛塞苍冥”；四为“行己有耻”、“宁死不屈”、“临危不苟”、“成仁取义”。内容无非从传统道德的角度表达对死者“忠义节烈”的肯定。而时任民国东莞县长何峨芳亲自捉笔的《济川国殇之碑》上，更有“匹夫匹妇忠义节烈行可歌可泣”等语句。

谀墓之风，古已有之。唐宋的韩愈就曾为诸多名门望族撰写墓志铭，通篇溢美之词，而不问铭主人品。对于这些枉死的乡亲，美誉几句本也无妨，但若离题太远就会适得其反了。通篇看来，匾碑顾左右而言他，内容除了与马弁刘皮林好像还搭点边外，看不出多数无辜受死的百姓与“忠义节烈”有什么关联。既然是出自国民政府省、县的党政要员之手，却没有一块匾碑反映出对日寇滥杀无辜暴行的抨击与声讨。这种官场应酬式的恶习由来已久，重视形式而忽视内容，不单是对死难者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不应有的麻木和健忘。

国殇冢匾碑的排序，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官场生态。六一一亭匾额为抗日名将蒋光鼐所题，居于正中最醒目位置，左右配以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题写的玉筋篆体楹联(据传李福林为一介草莽英雄，对联乃师爷代笔)。国殇冢碑庑上是民国东莞县长何峨芳的题字及碑记，周围内墙上镶嵌的匾额则以题款人职位高低一字排开，分毫不差。在当年初建国殇冢的征联活动中，一位乡贤所书“烈日煎年，桥过奈何呼枉死；清风刻骨，碑留不朽庆长生。”虽然十分“切题”，却因地位原因难以在园中立锥，只能在民间口耳相传。与阔大精致、字迹遒劲有力的政要匾碑相比，本该为国殇冢主体的《国殇题名碑》、《济川国殇之碑》却显得小气了许多，多年风雨侵蚀之下，碑上字迹几不可辨。如此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匾碑对比，现在看来，不外是官场一种正常的作秀。

（感谢东莞市道滘镇宣传科教办、道滘镇文化站提供相关资料）

2009.6.3 刊登于南方都市报·东莞读本 撰文：本报记者　徐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