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英茶叶贸易是中西最重要的茶叶贸易。英国自17世纪始饮茶之事，嗣后茶叶逐渐成为人们的嗜好品。

爱茶到啥程度？

据说到了18世纪中叶，每个家庭，不管其地位多低下，都要喝茶。18世纪末，英国消费的茶叶，“平均每人每年超过两磅”。并且每年人均茶叶消费量不断攀升。

因此，英国成了世界头号茶叶消费国，为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并向世界各地转口贸易，英国每年必须从当时世界惟一茶叶生产国中国输入大批茶叶。

17世纪中叶，每年输入英国的茶叶平均只有2万磅，1712年进口15万磅，几乎全部供应国内消费，一个世纪以后增至2100万磅，其中400万磅再出口，1812～1830年平均进口茶叶超过3000万磅。直到1833年，这项贸易一直掌握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十分清楚地写道：“如所周知，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拥有东印度的政治统治权，还对于茶叶贸易，对于中国贸易一般，对于印度与欧洲间的货物运输业，拥有排他的独占权”。

1800年、东印度公司总部

鸦片战争后，英国茶叶进口量持续增加，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英贸易结构并无多大变化，正如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所说：“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的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度棉花以外，还是应该像过去一样，主要只限于中国商品即茶叶和丝的；并且这种出口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给予多少方便，不如说是取决于外国的需求。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前，世界各国已经设法弄到茶叶和丝，而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

这实际上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在仔细分析了1836年以来的贸易动向之后，可以肯定地说：首先，1844—1846年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增长，在1847年就已经证明完全是假的，并且在后来的十年当中出口额平均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英国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大大地增长了；其次，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随着贸易中心从广州向上海转移，茶叶贸易中心相应发生变化。

马克思十分关注鸦片战争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他在1853年5月20日所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提道：“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1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已超过6000万磅。目前这一季茶叶的收集量看来也不少。从上海的出口统计上可以看出，它比上年增加200万磅”。这种预言非常正确。据李圭《通商表》卷三《各国运销茶数表》载，英国输入的中国茶，1859年为232414担，1863年为558993担，翌年达869288担，1868年突破百万担，为1012493担。这还没有包括从香港转口赴英的茶叶。嗣后至1886年，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茶叶大多有100万担左右。可见，英国不但是中国茶叶出口第一大市场，还是世界茶叶最大进口国。

马克思对中英茶叶贸易发展与制约因素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在密切关注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状况时，从中英两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深刻分析了这一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指出了危害中英茶叶贸易的不利因素。马克思认为，中英茶叶贸易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1

茶叶进口税大降对消费的刺激。

英国具有十分广阔的茶叶消费市场，但“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18世纪50年代起，英国逐渐取代荷兰，成为中国茶叶主销市场；到18世纪末，“在英国领士、欧洲、美洲的全体英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等级，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茶叶”，这就为英国输入中国茶叶牟取厚利创造了极好条件。“英国政府从茶叶中获得的利润几乎和东印度公司获得的一样多。”

1793年茶叶的总收益是60万英镑，1833年上升为330万英镑，增长4.5倍。这笔钱“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且在英国政府看来，“茶叶是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个合用的货物”，所以在开辟扩大工业品输出市场的同时，英国采取了“降低茶税”的政策，“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降低茶税，意味着茶叶销售价格的下降，因而对茶叶消费、市场扩大具有巨大刺激作用。

1785年英国茶税从190%骤降到12.5%，1793年从“12.5%迅速增加到1806年的近乎100%，截至1833年为止，税率就一直停顿在100%而无重大的调整”。1834年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茶税减至10%以下。

降低茶税的目的是为英国工业品在中国打开销路服务。因为从中国出口时茶价并未下降，而入英国时茶价下降，利于刺激消费，英国的税收却不会有多大损失。这应该说是一箭双雕的事。

2

贸易方式由垄断变成直接自由贸易。

在英国，虽然1816年在印度允许自由贸易，但“唯一例外的是直到现在仍然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1833年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物权结束，英国商人可以自由从事茶叶贸易。在中国，鸦片战争前实行行商制度，外国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行商进行交易；政府特许这些行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被迫开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开放了汉口、九江、台湾（今台湾台南市）、淡水等11个商埠，洋商在通商口岸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为了抢购茶叶，英、美等国茶商采用了预付大量金银的内地采购制这一新贸易办法，其步骤是与买办签订新茶收购合同，然后让他们带上预付的钱财，亲赴茶区收购茶叶，运往通商口岸。这样，洋商通过代理人买办轻松方便地购买到所需茶叶。

3

贸易地点更加便捷，费用更加节省。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广州是中西茶叶贸易的唯一地点，但距离产茶区却很远，不但运费高，而且新茶上市的时间也相应推迟，因而影响了茶叶质量，抬高了售价。鸦片战争后，许多通商口岸均距茶区较近，运输方便，出口便捷。正如左宗棠所言：“自海口通商以来，洋商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收买红茶，行销各国，议价颇昂，茶之出海者不可胜计。而由产茶地方出海口均一水可通，脚价减省，商贩争趋”。因此，广州茶埠很快衰落，上海、福州、汉口、九江、厦门、宁波等茶埠迅速崛起，“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

广州茶叶外销画中的茶叶种植

4

茶价持续下跌刺激了消费。

本来茶叶就是英国的一种必需品，而且是主要消费品之一。而茶价下跌必然刺激消费。17世纪茶初入英国时，价格异常昂贵。18世纪初茶1磅仍要17先令半，50年代降为8先令，下降一半。茶的消费大增，茶叶真正走向普通百姓。1785年后茶价再次大幅下跌，1790年茶价降至每磅3先令7便士，1810年减为2先令。鸦片战争后，茶价更降，1850年为I先令3便士，所谓茶价“低落不可收拾”，消费者负担饮茶经费已经不是问题。

5

某些例外因素对茶叶贸易的影响。

如1852年中英茶叶贸易的兴旺，“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加到了1852年的出口量上；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不列颠修改茶叶进口法律的消息，便把现存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市场”。而1852年左右，印度茶虽已进入英国市场，但产量极少，19世纪70年代后，才对中国茶叶销英造成一定冲击。嗣后，中英茶叶贸易开始停滞不前，不久走向衰落。

贸易的不稳定性和严重制约因素

马克思在分析中英茶叶贸易兴旺繁荣的同时，深刻指出了这种贸易的不稳定性和严重制约因素。

1

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愤而起义，“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占领，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5万箱。”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担心的是，“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战争）会不会使绝大部分的茶叶贸易落到俄国手里呢？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依靠俄国和美国来供给茶叶呢？”

马克思认为，英国所说的“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12万箱茶叶。在同中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减少了75%，总共只有3万箱”。在马克思看来，“停泊在中国领水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哪一支都不能保证收集茶叶所需的资金，但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轻易地引起乱子，打断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事务联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破坏茶叶贸易正常发展的罪魁祸首。

2

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的鸦片贸易。

马克思指出：“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英国对用大量工业制成品、金银向中国购买茶叶极不甘心，竟然丧心病狂地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民，获取茶叶。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进行了无情揭露。1767年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不超过200箱（每箱约重133磅），主要作医用，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至2000箱，1816年鸦片贸易额更达250万美元左右。1820年运入中国的鸦片达到5147箱。1824年达到12639箱，1834年激增至21785箱，1837年更达39000箱。鸦片泛滥成灾，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仅仅“从1833年起，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而且“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军队毫无战斗力。

虎门销烟

英国侵略者不打自招地说：“鸦片、金属与制造品，是大不列颠对印度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手段，用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与蚕丝，并且使这贸易均衡，有利于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果更加严重，中国当然不可能再拿出钱来购买英国的制成品，就连英国人的报告也承认：“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人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工厂主的情况是不妙的”。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亲自询问上海道台：促进对华贸易的最好方法是什么？道台立刻回答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3

英国难以找到合适的支付商品。

中英正常贸易中，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根本就打不开销路，中国百姓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指出“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小农经济的顽强性是英国对华出口（鸦片除外）不能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仔细研究了1836-1846年的贸易动向，发现英国和美国对华出口没什么增长，而进口却大大增长了。

在他看来，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的经济组织和小农业等等，摧毁这种小农业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是287.6万英镑，而1856年以来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年均在900万英镑以上。而“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的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这两种有利于中国的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靠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来补偿这种交换的平衡”，这些贸易差额大部分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方面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消了。

但是，英国对华贸易“窘况所引起的困难，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感觉到，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

4

汇率不便和金银缺乏的制约。

鸦片战争后，受多种因素影响，金银奇缺现象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茶叶贸易的正常开展。从商业急需的角度看，没有金银，茶叶贸易就无法进行。为了完成茶叶收集，必须提高价格，这“一定会产生巨额赤字”，而中国人“也会把他们的丝和茶贮存起来，非现洋不卖。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最主要市场之一大大缩小”。

马克思对中英茶叶贸易诸多影响的深刻分析

中英茶叶贸易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引起了马克思的深入思考。他认为，中英茶叶贸易具有多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是，很好地满足了英国人民的消费需求。

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准确地认识到，茶叶是英国主要消费品之一，所以茶叶这种必需品涨价会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减少”。大量价格日益便宜的茶叶流入英国，满足了英国人民的饮茶需要，也刺激了关税的相对增加和对华出口贸易额的增长。

二是，英国商人和政府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无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是散商，都从茶叶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三是，引起了英俄美等主要茶叶进口国的激烈竞争。

英国商人、政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取了如此丰厚的利润，让俄罗斯、美国等国羡慕不已，它们纷纷加入贩茶行列，与英国展开竞争。俄罗斯主要通过恰克图购茶，1861年汉口开埠后，俄商迅速南下汉口，进人中国九江、福州等地，先后设立多个砖茶厂自造自运砖茶回国，并向中国人购茶，与英国展开了正面直接的竞争。俄商南下汉口前，就多次企图赴广州港进行茶叶贸易，最终没有达到目的。美国则成为广州、上海、福州等茶埠仅次于英国的主要茶叶输出国，与英国的竞争也很激烈。

四是，引起英国等国白银大量流人中国。

英国人认识到“贸易中货物利于人，并利于税饷，舍茶叶外，断无此者”。1785年英国实施“抵代法案”，茶叶输入量猛增。茶叶带给英国大量税金的同时，英国必须把更多的金银输往中国支付茶款。随着大量白银流入，使中国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造成货币稳定的良好局面，有利国内生产发展。而1830年后由于大量鸦片流入，使中国银源日趋枯竭，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也反证了茶叶贸易带来白银流入的积极意义。

来源：陶德臣的《马克思论中英茶叶贸易》（节选） 图均为网络配 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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