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被茶学专家们所忽视。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说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断地做着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级可饮用的茶产品。
也许这种实践由于涉及面极少，不是茶发展的主流，没有纳入茶学专家的视野。但它后来却逐渐演变成高端茶叶的一条分支。
沿着这条线走出来的茶品，都被冠以“贡品”的头衔，于皇宫之内，成为历代皇室的“奢侈品”，历经千年而不衰。
图为故宫博物院
普洱茶膏就是沿着这条分支逐渐浮上水面的。到了清朝，它又成了这条分支的主流，独自开辟风光的历史。
当然，让我们回到理性的观察中，站在历史的角度，你会发现，普洱茶膏不是某个时期、某一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普洱茶膏没有形成之前，中国的唐朝与宋朝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茶膏生产经验，虽然那时的很多茶膏品种没有延续下来，（或者说因工艺及品质的不成熟的原因而“半路夭折”），但却为后来的普洱茶膏生产者提供了借鉴作用。
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定：普洱茶膏是受唐宋时期茶膏的启发并在借鉴唐宋茶膏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唐人宫乐图》反映了唐代宫廷贵妇举办茶宴的情形。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知道，中国的茶叶在汉代以前是作为药来使用的。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茶叶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开具药方的笔，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杰出代表性的人物。
陆羽画像
他就是陆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陆羽一生对儒学、佛学、诗赋韵律等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以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在社会各界乃至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
在33岁时，历经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经》初稿。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时间，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订。
《茶经》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标志，又是这个时代的高度与深度。
还有一点，或许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启蒙人。这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
唐朝制茶流程图
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陆羽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
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当然，陆羽虽然只用寥寥的十四个字就将唐代的饼茶制作工艺给予高度概括，但内中包含更深层次的工艺环节及要求却不是我们今人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诠释的。
《萧翼赚兰亭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创作的绘画，原本已佚。 画面的左下角为烹茶的老者与侍童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
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盛，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瑞鹤图】宋徽宗赵佶 绘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
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陶谷画像
◆二是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觉宋代茶道过于奢华，于是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茶膏正式定名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
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普洱金瓜贡茶，在普洱贡茶中，茶膏也是其中一类
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我们从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1903年云南，土司衙门前一排卫兵手持古代冷兵器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图为现代大锅熬药现场，可以看到安全和卫生都得不到保障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图为故宫博物院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
《本草纲目拾遗》，古代中医药学著作，清代本中医学者、本草学家赵学敏编著，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复刻清宫茶膏·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几家头部茶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
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但在2004年以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
周海婴先生近照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
自此，云南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现代茶膏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如今贡润祥茶膏带着先进的技术，传承古法茶膏的秘制工艺，采用常温仿生浸提工艺、留香工艺等专利技术，完整保留了原茶中茶多酚、氨基酸、有益酶等活性物质及原茶香气，使得产品的健康价值更高；采用纳米分子筛专利技术，剔除农残、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从根本上解决了茶叶的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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