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建茶的极盛时期，《宋史·食货志》载：“宋元丰七年(1084年)王子京为福建转运副使，言建州腊茶，归立榷法，建州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也不下余万斤。”《建炎以来朝野杂论》载：“南宋建炎以来，建茶岁产九十五万斤。建炎二年(1128年)叶农之乱，园丁亡散遂罢之。”建州北苑列为贡品，采制工艺继承了晚唐技巧。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云：“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宋初福建省以产片为主，模压呈饼状。北苑茶采制最盛时有官、私茶厂1336个，分布达6个县。茶季有几万民众参加采制。官焙(厂)有38个，由官府设四局参加管理，后改东西二局，套模有别，以相竞争。宋乐文《太平寰宇记》载：“江南东道，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建州土产茶，建安县茶山在郡北(建阳、武夷一带)民多植茶于此山。邵武一带土产茶同建州。漳州土产茶、汀州土产茶。”

元代武夷茶兴。据《武夷山志》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树斤入献。十九年(1282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二十斤采摘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年)兴之子久住为邵武路总官，就近至武夷督贡茶，明年(1302年)创焙局称“御茶园”，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税额浸广，增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斤饼。泰定五年(1328年)崇安令张瑞本于园之左右各建一场，匾曰 “茶场”。至顺三年(1332年)建宁总管暗都刺于通仙井畔，筑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名曰者，每当仲春惊蛰日，县官诣致祭，隶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发芽”，而井水渐满。造成茶毕，水遂浑涸。迨至正末(1368年)贡额凡九百九十斤。元代御茶园建于武夷九曲溪之第四曲畔，为官办茶场，有茶户负责管理和制茶，并设置官员领管。所制贡茶，仍沿宋代为龙团饼状，年贡由初之十斤增至九百九十斤，占一国贡额半数。据王祯《农书》云“闽、浙、蜀、江湖、淮南皆有之，惟建溪北苑所产为胜。”

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禁止碾揉蒸青团茶。废龙团，改制散茶，是福建省茶叶史上一个转折点。早先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其后又制“雨前”、“松萝”、“灵芽”、“仙萼”、“白露”等名茶。产品由细嫩早采为胜，逐渐向炒青绿茶转变，产量非常可观。据《明史·食货志》载“天下岁额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茶所贡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则建茶甲天下也。”当时占全国贡茶一半以上，而又以北苑、武夷为主。据《枣林杂俎》记：“福建建宁府建安县茶千三百六十斤内，探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次春六百六十二斤，紫笋二百二十七斤，荐新二百零一斤。崇安县茶九百四十斤，内探春三十三斤，先春三百八十斤，荐新四百二十八斤，计天下贡茶四千二十二斤，而建宁茶品为上。宋元时所贡，必碾而揉之，压为银板，为大小龙团。明初以重荣民，罢造龙团，惟采其芽以进。”明代福建省茶叶产区极广，据《闽大记》云：“茶出武夷，其品质最佳，宋时制造充贡，延平半岩次之。福、兴、漳、泉、建、汀在皆有之，燃茗奴也。”明末(1599年)许次杼《茶疏》称：“江南之茶唐人着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二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最胜。”《闽通志》记载：“福州府诸县皆有，闽之方山、鼓山、侯官之水西，怀安之凤冈尤胜。建宁府八县皆出，而龙凤、武夷二山所出者尤号绝品。泉州府各县皆有，而晋江清源洞及南安一片瓦，产者尤佳。延平府各县俱有出，南平半岩茶尤佳。邵武府，光泽、泰宁二县为多。”《闽书》载：“南安、德化、建安、建阳、将乐、长汀、漳浦等县均产茶，并有佳茗。如南安的莫山、德化的雪山、建安的凤凰山、建阳的苍山、将乐的花岩、长汀的玉泉、漳浦的鼓雷山等。”《长溪琐语》云：“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茶。”说明闽东茶区明代亦已遍产茶只是不著名而已。

福建省明代茶叶产量已不在少数，万历年间(1620年)徐勃《茶考》云：“然山中土气宜茶，不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各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宋元制造团饼，销失真味，今侧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

明初茶禁甚严，“铢两不得出关”，限制了茶叶生产发展。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始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和岑南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州试销。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商人在万丹首次购到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最早有广州、泉州、福州三个口岸，由于外贸兴起，茶叶生产发展亦是必然现象。福建省茶叶出口最早以松萝茶为主，以后武夷茶出口渐增，武夷茶成为中国茶叶在欧州的代称。

据《福建之茶》记述：“红茶制法发明当在明末清初，而盛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可分为工夫与小种两类。工夫分闽北与闽东两系，坦洋工夫由建宁茶客传至坦洋。正山小种又称星村小种，品质优异。”

据《福建之茶》记载：“罗源所产纯为绿茶，多系炒绿，其品质为各县之冠。茶叶嫩长而紧卷，色泽绿润蜜黄，水色杏绿，历数小时不变，易于窨花，为制花香茶之上品。”罗源炒绿以七境堂为最佳，南安以石亭绿为著。从咸丰年间，据传长乐县茶商在鼻烟窨茉莉花的基础上发展窨制花茶并商品化(宋、明有窨制共茶记载，但未成为商品)以后，随将花茶发展，制茶过程中发现炒干不如焙干的茶更能“吃香”，而渐将花茶原料改为烘青绿茶。

白茶以政和、福鼎为主。较早采制的记载见于郭柏苍在《闽产录异》。如莲心白毫采初展1芽1叶的原料，阴干，和传统制法相似。

乌龙茶于明末清初发源于武夷山，而后逐渐向南推移，一直传播到闽南和广东、台湾。最早的岩茶文字记载为清初，武夷山天心寺僧释超全据现存(俗名阮文锡)的《武夷茶歌》：“岩茶亦渐生，山中借此稍为利。”

清代是福建省茶叶全面发展时期，八闽各府均产茶，同时茶类品种齐全，有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四大类，还有再加工的花茶、砖茶。据郭析苍《闽产录异》载：“闽诸郡皆产茶，以武夷为最。”书中对当时茶区茶类学有较详细的记述：武夷茶区有岩茶、外山青茶、洲茶、白茶等。瓯宁茶区有龙凤山茶、大湖水仙、小湖乌龙、大湖乌龙等。福宁府茶有太姥绿雪芽、绿头春、福鼎白琳、福安松萝、宁德支提等。福州府茶区有福州鼓山半茶，侯官之水西、凤冈、九峰山、林洋、华峰 、长箕岭、长乐之懈谷，福清之灵石、永福(永泰)之名山室、方广岩，连江之美肇、石门等地均产佳茗。泉州府茶有泉州香茶。兴化府茶区有郑宅茶，清代入贡，品质极佳。

福建省茶叶的发展在清代以前均受贡茶的兴衰而兴衰，贡茶兴发展速度快，官茶亦多。周亮工在《闽小记》(1650年)中提到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建宁太宋因本山茶枯遂罢茶场。其原因是：“黄冠苦于追呼，尽砍所种武夷真茶。”清代朱彝尊在《御茶歌》中写的“君臣第取一时快，讵知小农摘此，田不毛，先春一闻省贴下，樵丁荛竖纷逋逃。”查慎行(康熙癸末进士)的《御茶园歌》中提到“茶兮尔何知，乃以尔故灾黎元”。均描述贡茶危害，先兴而逐衰的必然规律。

鸦片战争后，海运开禁，五口通商。拥有福州、厦门两大通商港口优势的福建茶叶飞速发展。《沙县志》(1928年)载：“乌龙茶在同治初(1862年)出一万余箱(每箱40斤)，光绪十年至二十八年(1884—1902年)计增至三万五千箱。”据海关资料，到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万担，约占当年全国年出口总量的1/3。这期间形成了具有相当了规模的以武夷茶为代表的闽北乌龙茶区和以安溪为代表的闽南乌龙茶区。1904年，安溪乌龙茶产量已达125万千克。

民国后，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和内战等战事不断，福建乌龙茶在夹缝求生，武夷岩茶生产不景气，求过于供，闽南茶商在建阳、建瓯创闽北水仙，产量达万余箱。八年抗战福州、厦门相继沦陷，海路被封，出口受阻，闽北各地乌龙茶进入最艰难时期，闽南乌龙茶崛起，但当时安溪茶之声誉不及武夷茶，1915年安溪茶商李寿山首先将安溪茶拼入武夷茶中，增添香气，深受消费者欢迎，使安溪茶逐渐渗入市场。抗战沦陷期，武夷茶货源枯竭，只有安溪茶源源运抵销区，安溪铁观音、色种从此崭露头角，逐步打踊武夷岩茶垄断局面。此在艰难时期，武夷临近区域及闽南茶区使福建乌龙茶生产得以继续，始终没有间断，更没有消亡。相反在步履维艰中求得花色品种的更瓣，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名茶生产仍以乌龙茶类为主，还有白茶类、红茶类、绿茶类和花茶类。茶树优良品种，除原有的安溪铁观音、黄旦、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外，还选育了福云6号、7号、福安大白茶、八仙茶等新品种，良种茶园在全省茶园中已占主要地位。制茶工业水平得到迅速发展提高，创制了乌龙茶做青机、乌龙茶包揉机、花茶窨制联合机等制茶设备，制茶生产从手工发展为半机械化、机械化，从单机作业逐渐向连续化与自动化发展。创了一大批新名茶。1982年商业部举办的全国名茶评选会，铁观音、武夷肉桂、白毫银针、天山绿茶、茉莉闽毫评为名茶;1986年全名茶评选会，安溪铁观音、武夷肉桂、白毫银针、茉莉闽毫、天山四季春(天山绿茶)、黄金桂、福寿银毫评为名茶。黄金桂、武夷肉桂还分别在1985年、1989年农业部名茶评选 会上被评为名茶。据统计，1982—1990年期间，全省各种茶叶荣获部优以上称号的有35个，省优的有1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