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是一种人生状态。附庸风雅也是一种人生状态。风雅是成熟人生表现出的修养内涵、达观睿智以及优雅风度，它伴随着身心健康、开朗向上的生活态度，或者超然通脱、襟怀坦白的精神面貌。风雅是风雅者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心灵的外化。真正的风雅看上去不仅令人仰慕与羡艳，也令人舒服与惬意。这与职业无关，教师、商人、官员，甚或农民，皆可呈现风雅之貌。

附庸风雅形似于风雅，依然楚楚动人，斯文一脉，有时甚至还扎眼夺目，只是因为缺乏内心的依据及精神层面的支撑，看上去显得做作与失真。民间有所谓假模假式一说，极为贴切。这亦与职业无关，教师、商人、官员，甚或农民，皆可呈现附庸风雅之貌。

有一种十分便捷的检验方法：风雅者通常很少自我标榜，而附庸风雅者则喜好让人知道他的风雅状态和风雅之举。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人生状态，风雅与附庸风雅，也许并无“必要”与“多余”之分。换言之，这只是生命个体对于某种“活法”选择后，而体现出的必然结果，而且红尘世事与万物众生总是以对立的两极或者相对的方式有机地共存共生——有本真就有虚假，有美丽就有丑陋，有绅士就有无赖，有自然率性就有装模作样，有风雅难免就有附庸风雅。

舒展，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良好的人生状态可能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晋升更高的职位、赚得更多的钱财、获取更多的知识、实现更大的价值、过上更好的日子……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是想象中企盼中的终极目标，——不过，良好的人生状态却是我们企望达到的生命境界，抑或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做成了什么或者没有做成什么，我们在人生过程中都希望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至于某些人由于对终极目标过于专注而忘却了过程中的状态，则另当别论。总之，企望一种良好的人生状态，既不过分也不空泛，而是源自于我们真切的生命体验。

冬去春来，日月交替，给了我们时光变化的感受——温暖滋润心田，寒意激发灵感，酷暑让我们想象凉爽的美妙，严冬则让我们向往艳阳的温馨；命运变迁，世事更迭，给了我们人间沧桑的感受——喜则乐之，悲则泣之；怀念故人，祝福新生。我们享受现实的幸福，憧憬未来的美好，面对今天的悲伤，规避明天的不幸。

在时令的有序变化与命运的无序变幻中，生命越发显得珍贵。作为人的我们，除了繁衍生息的基本需求，开始把精神的快慰愉悦看得更加重要——村妇们在溪畔浣纱时的嬉笑怒骂，酒徒们在推杯换盏中的吆五喝六，粉丝们在偶像追逐中的痴迷疯狂；当然还有肥皂剧的引人入胜、麻将桌上的变幻莫测、夜总会里的轻歌曼舞、甚至为了使自己欢心而拼命讨得异性的欢心……

不是所有可以让精神得以快慰的行为都属风雅，而事实上风雅也难以给任何不同的人都完全相同的精神享受。古人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风雅也难免随滚滚红尘烟消云散埋进历史长河。但风雅的内涵与外延却如此固执地得到了共性的诠释——一种享受，它一定是高尚的；一种奢侈，它一定是纯净的；一种满足，它一定与低俗趣味迥异；一种获取，它并不必然与物质或财富共生，而是精神世界彻底的自由和舒展。

于是，我们在懵懂中，在恍惚中，在似是而非中，好像懂得了风雅的意味——彬彬有礼与粗俗不堪让我们意识到人际交往的巨大差异；情有所依与浑浑噩噩让我们看到了精神生活的不同层面；张弛有度与苦心焦思让我们懂得了生命律动的轻重缓急……

自在，宾至则煎，去则就榻。在蓝天俯瞰下，在江河映衬下，在山峦托举下，尽管风雅与附庸风雅、高尚与低俗的区隔界限格外分明，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敢轻易在它们之间划出鸿沟并做出定判，诸如优与劣、美与丑、是与非、健康与病态、积极与消极、振奋与颓废，这不仅因为“定评”大多包含道德色彩而与此并不十分贴切吻合，还因为生活的多面性常使我们无法为许多行为及事物做出切割。

——金发碧眼的意大利美女用纤细手指夹住一支燃着袅袅青烟的细长香烟时，那种姿态无疑是优雅的，但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共识；举止斯文的英格兰绅士不断晃动高脚杯品评苏格兰威士忌时，那个动作无疑是高雅的，但数杯之后，绅士开始语无伦次且步态蹒跚则显然有损形象；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里的文物收藏品无疑是精美的，但很多藏品分明来自曾经贫穷落后的异国他乡，仔细想来，就好比拿人家东西到自家扮靓，美是美了，雅也雅了，但似乎有不地道之嫌。

再说，文人雅士终究不同于草根庶民，相同事体在不同景况下的作用与效果或许相去甚远。譬如，前者举办烛光晚宴是为了追求情调也算是风雅，而后者点蜡烛吃晚饭则是因为偏远山区尚未通电而不得已为之。西施因病蹙眉显美，东施无病仿之却丑。当然，这并非说一切风雅皆缘自于前者。有时，下里巴人充满乡土气息的风雅之举未见得逊色于阳春白雪之辈。

18世纪的苏格兰艾尔郡乡间，丘陵坡地上种的都是庄稼和花草。一个名叫罗伯特?彭斯的青年农夫为了向村里姑娘求爱，耕作间歇顺便就以地里栽种的玫瑰为比喻，给心上人写了一首“顺口溜”——“啊，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六月里苞放；啊，我的爱人像一支乐曲，乐声美妙、悠扬……”哪曾想这首名为《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的“顺口溜”让苏格兰乃至整个大不列颠乃至全世界的“前者”都趋之若鹜，以致这首“顺口溜”成为世界爱情诗之经典。这也是幸好的事情，他若稍不留心以玉米或萝卜做比喻，情况说不好会怎样。

我们想说的是，关于风雅，关于人生状态，立足点对于人们是各不相同的。由于害怕张冠李戴或者牵强附会，顾虑文化差异或者层次区别，最重要的是，担心在实际生活中某些人的风雅方式恰恰是另一些人的忌讳。因而，风雅的类别再多，我们只留下与人们寻常生活有关的，这种视点的核心也许就是本真和自在。

人生如茶

松花酿酒 春水煎茶

于是，我们想到了元代蒙古族杂剧家杨景贤的杂剧《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中讲到的“当家诗”：“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人生无法规避的俗务，没人幸免。由此说及开来，即使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也不会因男女老少、种族信仰的区别而产生龃龉。

时光荏苒，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变幻着色彩：“柴”在液化气的管道流通中变成了电影电视的道具，“米”在鸡鸭鱼肉的日益丰富中变成了膳食科学的要求，“油”在清淡粤菜的北上中变成了时尚流行的点缀，“盐”在计量小勺的限制中变成了防范对象，而“酱”与“醋”向来都溶化在菜肴与汤品中甘愿成为配角……但茶的变幻却始终证明着它的“不甘寂寞”的多面性本色。

茶是俗不可耐的。茶的寻常平凡早已化作细微琐碎的生活末梢，如同盐、如同米，虽然不可或缺，却成为人们可以放心省略的前提。茶被当成普通的饮水，被用作劣质水的除味剂，被视为烹饪中的调味品，被看作可以像瓜子或干枣那样下手大把去抓的寻常食品。农夫和苦力喝茶，且不以获取它而自豪，村妇和工匠喝茶，亦不以失去它而伤悲。即使在穷乡僻壤和山庄村落，你也不难发现它的身影。很多时候，茶如同干枯的树叶，隔年的苞米，被置于平常不过的角落用着平常不过的器皿，因为比起“糖果”和“烟酒”，它跟节日、欢庆居然更难搭上关系。

茶是郑重严肃的。其严谨规范渗入日常交往的许多环节，如同“请上座”、“多保重”、“您慢走”之类的礼貌，“敬香茶”、“请看茶”则远比“吃了吗”、“忙什么呢”来得煞有介事。使人们感到虽不那么随心所欲，但却十分端庄有序，彰显礼仪。明人朱权在《茶谱》中写道：“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饮茶或者以茶待客，并非寻常，主客之间端、接、饮、叙的礼仪不仅渗透着繁琐，而且分明彰显着严肃。

茶是高不可攀的。其尊贵品质使其成为历代“贡品”中的重要选择——诸如“金瓜贡茶”之于云南普洱，“莲心茶”之于西湖龙井，“君山银针”之于洞庭毛尖，而达官贵人名家雅士把拥有珍贵茶品则视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曾说：“云南是清朝皇室成员心目中的宠物。清宫生活习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是衡量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从茶肆到茶寮、到茶社、到茶馆、到茶会所，从煎茶到煮茶、到泡茶、到沏茶，从吃茶到喝茶、到饮茶、到品茶，从茶碗到茶缸、到茶杯、到茶盅，从以茶会友到斗茶作诗、到茶禅一体、到茶道仪式，茶在饱含着人生意味的节节攀登中直冲九霄。

围绕茶而产生的风雅之举、风雅之道枚不胜举。权且以过去饭馆和茶馆的侍者相比，前者被称作跑堂的，后者却被称作茶博士，虽说有考证指“茶博士”不过是“茶把式”的方言转称，但见于文字或者传于坊间，听起来多少还是给劲儿和不同凡响，书读至顶端也不过被唤作博士而已。

仅以茶道中的“候汤”而言，其讲究之严密、严格与严谨，足以令人瞠目。宋代学人蔡襄所著《茶录》中言：“汤有三大辨十五辨。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贵，方是纯熟。”

无论尊贵与卑贱，皇家与庶民，文人与白丁，人们在对茶的“讲究”中彰显着各自的社会角色：——“从来名士爱评水，自古山僧喜斗茶”表现了出家人在世俗生活之外仍然无法泯灭的争强好胜心理。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六安山道僧叶馆写的这副对联，貌似写茶道水，实则把僧俗雅士那种心灵与山水相融的高远境界展示出来。——“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欧阳修《双井茶》）让人们看到有钱、有闲与珍茶贵茗的关系，如此描述不免让人想到“可望不可即”对寻常茶客的折磨，他们在羡煞之余，郁闷而愤懑自然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