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春”一词，首见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许次纾所撰的《茶疏》。《茶疏》在中国茶文化史和紫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在《茶疏·瓯注》一条说 ：“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从语义上看，许次纾所谓的“龚春”并非人名，而是指的壶式或功能。这也许是许次纾对新兴起的紫砂壶功能的一种隐喻。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正是饮茶方式由“点瀹法（撮泡法）”向“壶泡法”转变的时期。“点瀹法”中茶壶的功能及作用是“注水于春（茗）”，因此称茶壶为“注春”；而“壶泡法”却不同，茶壶的功能及作用是“壶供（龚）春茗（茶水）”，因此便被许次纾称为“龚春”。而“龚春”和“供春”原本是同义词。“龚”字与“供”字通，“龚春”即为“供春”。
自许次纾的《茶疏》创造了“龚春”一词以后，直到崇祯七年（1634）文震亨撰写《长物志》之前，茶书等专业书籍上有关茶壶的记载，主要以时大彬为主，有关“龚春”的记载并不多，只是零星出现过几次，且大都沿用许次纾的用语和原义。如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 年）屠本畯撰著的《茗芨》一书：“茶壶，往时尚龚春，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所重。盖是粗砂，正取砂无士气耳。”并注明此语引之《茶疏》。同样也是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由闻龙撰写的《茶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因忆老友周文甫……尝畜一龚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词义与《茶疏》完全一致。
继文震亨《长物志》之后，特别是崇祯末期，吴洪化巧妙地借助于历史上对“龚春”、“供春”的记载和在时代变迁中因词性转化而造成的误解，通过《阳羡茗壶系》的演绎，精心打造了一个书僮供春的形象，使得“龚春”一词发生了根本词性的改变。
据《阳羡茗壶系》所载，供春是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宜兴人正德九年进士，早年，吴颐山曾在金沙寺读书，供春随侍左右，空暇之余，供春陪同主人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寺中的一位老和尚很会做紫砂壶，供春就偷偷地学。后来他用老和尚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泥，仿照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也就是树瘤的形状做了一把壶，并刻上树瘿上的花纹。烧成之后，这把壶非常古朴可爱，龚春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捧着新制的茶壶，恭恭敬敬地去请教老和尚。老和尚见了，双目一亮，连声赞叹：“好壶，好壶!后生可畏!”当即取名为“供春壶”。
明代供春制紫砂树瘿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供春壶，是祖国茶文化宝库中的无价之宝。提起这把供春壶，就不得不提起江苏宜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实业家储南强。1952年，储南强将英国皇家博物馆曾高价购买的供春壶捐献给国家，其高风亮节，让人敬佩。
1928年，储南强偶然在苏州地摊上见到一把古朴奇特、状如树瘤的旧壶，仔细端详，发现壶把下有“供春”二字篆书，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刻款。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花1枚银圆买了下来。
篆书供春款
明或清 供春款树瘿壶
储南强先生在《题潘子稚亮家印谱绝句》中说：
供春壶已世无闻，
前辈皆尝如是云。
神物忽来奇性发，
春归二字剧芬芳。
强上年客吴门，忽邂逅得遇供春壶。壶为山阴傅叔和氏所藏，傅之前藏西蠡费氏，西蠡之前藏愙斋(即吴大徵)，又前则出于沈均初，沈之前尚待考。昔日吴兔床（即吴骞）著阳羡名陶录，搜罗最广而未尝亲见供壶。张叔未见壶亦多，而清仪阁杂咏尤叹息供壶已无有。乃神物忽来，重返故乡，宁不可庆？将来拟于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先乞君篆印为券。君篆竟亦自喜为得意之作也。[潘稚亮家印谱题词.蜀山草堂排印.民国.]
为弄清这把壶的由来，储南强赶回苏州，找到摆摊人询问，了解到此壶从绍兴傅叔和家中流出。他又赶到绍兴傅家，被告知壶曾为西蠡费氏所有。再追问到费家，知是吴大徵的收藏。吴则得之于大收藏家沈均和。沈之前已无从考证。
当初吴大徵得到此壶已无壶盖，于是请制壶名手黄玉麟重配。黄以为壶体凹凸如瓜，就配了一个瓜蒂状的壶盖。黄宾虹认为树瘿壶身配瓜蒂盖有点不伦不类。
储南强请裴石民配了盖子，在壶盖的止口外缘，刻有潘稚亮两行隶书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这里实际上有个疑问，即此壶的盖子。传说是储买壶时没有盖子，但从铭文看，应该说是有盖子的，不然的话，黄宾虹怎么能认定黄玉麟的苦瓜盖子是配错的？
问题又来了，如果原来有一个（黄玉麟配的）苦瓜盖子，那么，裴石民配了灵芝盖（现存）后，这个苦瓜盖去了哪里？最可能的历史事实应该是：裴配壶盖时，另外做了一把“树瘿壶”，而这把壶的盖子就是黄玉麟的苦瓜盖。但裴的这把壶又去了哪里？是不是现在传说的10余把供春树瘿壶中，至少有1把是裴石民的壶？
故宫博物院
黄玉麟 供春壶
据1934年宜兴《品报》报道，英国皇家博物馆内行识宝，当时曾出价35000英镑重金购买。但不贪钱财、富有民族大义的储老只是付之一笑，婉言谢绝。而抗战期间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寇更是觊觎已久，他们威逼利诱，曾赤裸裸地扬言要以8000元强买。储老怕有意外，只得躲进深山，埋壶于山地。抗战胜利后，才把它转埋到善卷洞祝英台读书处茶轩地下，直至解放后捐献国家。
这批文物最初是捐献给时在苏州的苏南区文管会的，以后才转到南京博物馆，后来供春壶又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