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树叶，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便有了茶。”—《茶，一片树叶的故事》

自古以来，茶便是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数万年前，先祖们将它当作一味药方，经过几千年来对“食”的无限追求，中国人将茶变成了一道可口的饮品，传遍世界各地。

（一）茶叶—绿色的黄金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也是文人雅士的文化消费品。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的先祖们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茶也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茶被当作贡品、被用于祭祀，经丝绸之路向外发展传播后，更是作为“信用货币”，用来交换物资，也一度成为世界各国的争夺对象。

如今，“全世界二分之一的人口平均每天至少喝一杯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中华茶文化，并将茶作为日常饮品。

那么，茶与人类究竟有什么联系，谁又是最早的制茶者？茶何以成为帝王的“点金术”，又是如何影响世界版图？

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茶的文化和历史，国家一级评茶师、浙江大学茶学系讲座教授戎新宇先生，为我们带来了这本《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书中结合人类学、自然科学，以茶为主线，为我们串起了中国与世界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茶税的征收便是其中之一。

茶税这块绿色黄金，影响了大唐王朝，也成为茶商和茶农头上怎么也甩不掉的紧箍咒。

（二）茶税的起征背景

公元755年，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战争，史称“安史之乱”。从这一年起，经历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的大唐王朝，开始进入衰亡阶段。而中国的茶叶之路，也从这一年起判若天渊。

“安史之乱”使大唐国力骤减，北方形成了藩镇割据，各自为政，许多百姓无家可归，生活艰难，北方居民被迫向南迁移。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安史之乱后，百废待兴、藩镇动荡、丝绸之路没落，唐朝国库开始捉襟见肘。执政者不得不另辟蹊径，而每当社会有重大变革，首当其冲的，便是税制的调整，税收成了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的一根救命稻草。由于人口的大量南迁，国家财政的重心也从北方转向了南方。

《资治通鉴》：“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

唐朝前、中期的繁荣富庶，为茶叶的发展营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饮茶之风盛行，茶业经济高度发展。（史料记载唐朝：“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

在此之前，我国从没有征收过茶税，百姓制茶买茶，茶业私营自由发展，茶业贸易一片欣欣向荣。但随着国家财政危机日益繁重，政府盯上了这个已经发展完善的茶业贸易。

（三）茶税—大唐王朝的续命灵丹

唐德宗时，在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下，朝廷开始设官征收茶税，收取竹木茶漆等商品销售收入的10%以作为“常平”之本和补充军饷的权宜之计。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征对茶税的征收也由此开始。

《旧唐书·食货志》：（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

但茶税的执行也并非一帆风顺，径原兵变之后，唐德宗下罪己诏，也停止征收茶税。直到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再次奏请行税茶之法，目的在于“去秋水灾”和“供备”。

“伏以去秋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备。伏请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储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

或许是之前的牛刀小试，让当政者尝到了征收茶税的甜头。张滂奏请之后，朝廷专门对茶设立了单一税种，茶税成为国家的正式税收。而就仅仅一年的时间，茶税收入就达到了40万贯。在此后的几年里，茶税一路攀升，大唐的经济状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善。

茶作为快速消费品，与盐、酒等商品成为了大唐中后期课税的“顶梁柱”。毫不夸张地说，茶税助大唐经济于危难之中。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又延续了130多年，若是没有这“临危受命”的中国茶，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四）变本加厉的榷茶制度

茶税作为单一税种以后，为大唐王朝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益。随着茶叶贸易的不断持续发展，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各界嗜茶成瘾。执政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茶税的效益，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朝廷开始蠢蠢欲动。

公元835年，唐文宗听取了宰相王涯的建议，出台了“榷茶”政策，将全国的茶叶货源、生产、销售等全部垄断在政府手中，由国家专卖。如此行事，自然引起茶农及茶商的不满，民怨四起，不久之后，榷茶制度便被废止。

榷茶制度虽然被废止，但茶税并没有因此减少。为了充分榨取茶叶创造的经济利益，朝廷可以算是花样百出，不断调整茶税税收政策。到唐宣宗时期，茶税收入已经达到80万贯，已经成为唐王朝的主要税种和经济支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而这时，距离最早的茶税征收政策出台甚至还不到百年的时间。

（五）茶政的影响

茶税的出台，相助大唐经济于危难之中，却也让茶商们苦不堪言。最初征收茶税，是为了作“常平”的本钱、为了“去岁水灾”，虽取之于民，也用之于民。

但茶业之利显然超出了当权者的预判，如此巨大的财政收效，使得政府早已将茶税征收的初衷抛诸脑后，愈加变本加厉，不断调整政策提升税率，行“剥削”之实。

茶税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唐国库入不敷出的窘迫局面，但日益繁重的课税，也使得茶商痛苦不堪，由此引起官商勾结频发。茶商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加剧了唐末的动荡局面。

当权者只看到了茶税所带来的收入，却对茶商们的困苦视而不见，那些难以承受沉重课税的茶农们，最终只能跟随起义的农民们，一同揭竿而起，成为葬送大唐王朝的一部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