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账号上，黄桂枢将自己的昵称取名为“桂树”。桂树自古就被确认有药用价值，《说文解字》解释桂是“百药之长”，《本草纲目》中引用《本经》的说法，认为桂的药用价值为：“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

“桂树”或许仅仅只是“桂枢”字音上的异化，但从价值上看，以文物考古看普洱茶的黄桂枢确实同桂的价值一样，是普洱茶文化发展中的“百药之长”：他上过邮票，是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之一；荣获过“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是普洱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的“档案名人”；更是最早向政府提议将“思茅地区”更名为“普洱市”、最早提出“普洱茶文化”概念的人……

而对内，黄桂枢也有一剂医治自己的“药”。

黄桂枢

除了研究普洱茶文化外，他还爱好诗词楹联，自创了一副《安乐养生“秘方”联》，用红色底纸、黑迹毛笔书写后粘贴在所住小院入口的木桩两侧——“不抽烟，晨昏两服Q安片；稍饮酒，卯亥三喝普洱茶”。

黄桂枢说，“Q安片”是“阿Q自我安慰片”的简称，是自我调整心态平衡的“药”，“晨昏”日服两次得安乐；“普洱茶”是保健饮品，“卯亥三喝”得养生。“我研究普洱茶文化，不做茶商、茶老板，成果奉献给社会，安乐养生得欣慰。”

以下为黄桂枢先生2019年9月11日的口述实录：

我作为一个云南普洱茶乡的文物工作者，一生都在普洱工作，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普洱茶文化促进茶产业逐步走向世界的见证人之一。我在普洱的一些古代文化实物遗存中，发现茶马古道、普茶贡品、种茶碑刻、茶案公文、远古茶树、品饮茶具、茶包装单、茶诗词联等，具有文物研究价值，而成了我们文物考古工作研究的对象，“普洱茶文化”是普洱文物考古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尽管茶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普洱茶的文化遗存却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要研究它是离不开社会科学的。

首次提出

“普洱茶文化”概念

我在二十多年前的1991—1992年第一个提出“普洱茶文化”这个概念，论文获得发表，提法得到肯定，论文受到传扬，国内外知晓，反响效果良好，这是我没想到的，谈起来令人感到欣慰。

自1985年以来，我花了七年多时间考察、采访、搜集到了不少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物遗迹、历史照片、古诗唱曲、文献史籍、报纸杂志等资料，经过半年多的梳理消化、认识研究，在探讨普洱茶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普洱茶文化”这个概念，于1991年12月写出了论文《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投寄出去后，于次年5月发表在江西出版的中国《农业考古》1992年第二期上，发行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全文13000多字，论述了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的五个方面。

我在论文中写道：“普洱茶闻名中外，其原产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茶这个美名，包含着古今两地州种植茶叶的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同归两地州所共享”，“思茅地区（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还流传有不少与普洱茶有关的古诗曲和民间山歌。其种茶、采茶、运茶、揉茶、饮茶、咏茶、祭茶等，均属由茶而引出来的一系列“茶文化现象”。除了当时的作者抒发本人的情感外，因有艺术特色而具有文学欣赏价值，又因它是时代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缩影，而又具有史料参考研究价值，这是值得注意发掘的一份茶文化遗产。”论文最后写道：“在云南经济向外开放，特别是向东南亚开放的今天，对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了。”这篇论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普洱茶文化促进

茶产业走向世界

论文发表的当年，时任思茅地区茶学会理事长何仕华先生根据群众反映，在澜沧邦崴发现一株珍贵的千年古茶树，经过国内茶叶专家论证鉴定，属于中国乃至世界已知最为古老的“过渡型古茶树”，属于文物，经过新闻界报纸广播电视报道后，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为了弘扬普洱茶文化，促进茶产业发展，振兴思茅边疆经济，提高普洱茶研究水平，促进国际茶文化学术交流，1992年6月，我向当时的中共思茅地委书记李师程同志建议，筹备开一个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两人互相分析探讨了有关情况和有利形势后，地委书记采纳了我的建议，因而促成1993年4月在思茅地区举办“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

研讨会留影

我受命担任过国际研讨会的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期间，我尽力发挥了我在海内外侨界、国际学术界的关系和影响，挑起了这副国际性重担，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请来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位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收到论文76篇，第一次多学科、全方位、多层次研究普洱茶，提出了普洱茶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保健价值、品饮价值、社会价值、文物价值……

我在大会论文交流时提出观点：澜沧邦崴千年过渡型古茶树，从邦崴周围的新石器考古和民族学资料来研究，这古茶树是古代濮人布朗族先民进行“科学实验”的结晶，是源远流长的中华茶文化的根，它表明了世界茶树原产地的坐标，是揭开茶树起源、驯化、利用之谜的一把钥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文物价值。这些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两国际会确认了云南思普区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的国际地位，并迅速传播到了国际新闻界，到会采访的中外记者纷纷向外报道，从而结束了国际学术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茶叶原产地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的争论，填补了中国茶史和世界茶史的空白。

国际研讨会也为茶邮票发行奠定了基础。1997年4月8日我国国家邮票部发行《茶》邮票一套4枚，其中第一枚《茶树》，面值50分，票面彩图即是云南省思茅地区澜沧邦崴过渡型千年古茶树，邮电部同时还发行了同样内容画面的“极限明信片”。历史和物证活化石肯定了中国是世界茶叶原产地，思茅地区及其古代濮人为祖国做出了贡献，我写的论文《论云南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发表在中国《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向国内外公开了我考察研究的结果，影响广泛。澜沧邦崴古茶树成了国家名片“邮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思茅的茶叶更好销了，知名度也提高了。

国际研讨会结束后，我受命执笔主编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研讨会论文集，是全国第一本普洱茶文化科研论著；2003年1月，我又受命执笔主编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新探》第二、三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发行海内外，影响和效果显著。

助力“思茅市”

更名为“普洱市”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如何让一个地方的地名更具其历史文化内涵？2001年及2002年，我以书面建议、论文、联名报告等形式向地区领导报告，建议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这是因为，作为地名的“普洱”，是由唐代南诏银生节度的“步日睑”衍变而来，宋元时期称“步日部”，都是普洱的古名异写，《普洱县地名志》载：“普洱，……为哈尼语地名。‘普’为寨，‘洱’为水湾，‘普洱’意为水弯寨。”以往，我也遵从这一说法。这些年来我为研究普洱茶文化，对这一地名释义也作过一些考证研究，对“普洱”一词得出了另一种释义，如果依从哈尼语的意思来诠释普洱一名，“水湾寨”似乎是对的，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哈尼语巧合语音“普洱”的意思。我发现用佤语来破译“普洱”名，就得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诠释。佤族学者魏德明（尼嘎）先生，在民族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步日”，还是“普洱”，都与濮（蒲）人有关系。通过诸多调查和史料等考察，“普洱”原本应该指“普洱”人，而“普洱”人就是当今布朗族和佤族布饶人的先民濮人，这样，就得出结论：先有“普洱”人（濮人），后有“普洱”地名，再后有普洱人（濮人）种的“普洱”茶。

三年后，我的建议被市委、市政府采纳，启动了更名申报工作。我对此提供了“历史认同”（历史考证依据）、“民族认同”（二十六种民族认同普洱专区的碑刻）、“社会认同”（专家论证、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三个认同”的主要材料。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4月8日启用。这不是改名而是更名，恢复了原来的历史名称。

普洱是世界茶源

2013年5月，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中外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国际茶业委员会将“世界茶源”称号授予了普洱市，正式明确普洱才是“世界茶源”。

茶叶原产地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这是在国际学术界争论了100多年的大问题。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老先生等一代茶人，曾为此论证做过非常积极的贡献，并且得出来茶叶原产地在中国云南的结论，但在国际上仍有存疑。这次称号的授予，则至此让这个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而尘埃落定。

在授牌称号确定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初组委会设想，“世界茶源”的授牌由国际茶业委员会颁发，需要请该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博士亲自签字，但他提出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和根据拿给他看，他才会签字。这让组委会一时犯了难。授命我撰写所需材料，后来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世界茶源、五世同堂”的观点：一世茶祖是距今3540万年的景谷宽叶木兰化石；二世茶祖是2500万年的“中华木兰”化石，在景谷、景东、澜沧；三世茶祖是镇沅千家寨野生型古茶树，已有2700年了；四世茶祖是上了国家邮票的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五世茶祖就是澜沧景迈千年万亩古茶林。

文章在第二天下午交给组委会，他们翻译后发往英国。5月25日授牌仪式，诺曼·凯利博士签了字。不敢说我的理由和根据材料起到关键作用，但我很高兴自己能为此贡献力量，为普洱争光，为云南争光，为中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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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黄桂枢看茶的第三只眼。如今，耄耋之龄的他仍然为普洱茶文化奔忙着，到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做文化交流和演讲；家中过道墙上挂着他到各地分享、交流茶文化时和与会人员的合影，每每有来客探访，他都会与对方一起重温一次当时的美好记忆，“我与茶结缘一生，也愿发挥余热，将茶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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