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丝绸和瓷器构建了中国农业社会时代三大物质文明基础，也是文明权力的基础。在工业革命前，中国历朝历代正是依靠此文明权力才在内而引万囯来朝，在外而德泽四夷。

但是，自从进入工业社会后，这三大文明权力基础则已开始改变。最先失去了权力的是丝绸。由丝织棉麻等带来的服饰权力直接被纺织工业击垮，从而使号称五千年文明的囯人需以“西服”来遮体。与此同时，瓷器的权力基础也面临着强力的侵蚀，仅仅因为中国瓷器的多样性，还在一些领域保留着权力的尊严。唯独茶叶，目前还是三大文明权力中最稳固的一处。

为什么说茶叶权力是最稳固的？第一是它的先天权力基础不可撼动。我们会发现，丝绸的原料蚕丝是通过养殖所得，并无什么先天优势，一旦掌握了养蚕技术，权力转移很快，再加上工业化的纺织，所以，其权力是最容易被削弱的。瓷器也是面临着与丝绸一样的工业化的问题，但由于于它的原料是先天的高岭土，再加上中国瓷器的多样性，所以，瓷器还保留着一定的权力影响。而茶叶呢？它具备有三大权力优势：一是原材料的先天优势，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虽然，英囯人试图通过在印度种植茶树改变这种权力基础，但是茶树资源优势无法改变；二是多样化加工技术并由此而产生的品饮方式是茶叶权力的物质向精神方向的升华，这也是工业化难以影响的；第三个是关键的也是今后中国茶叶权力得以能继续保持的，那就是中国茶叶文明的流动适应性。

所谓中国茶叶文明的流动适应性是指这种茶叶权力的获得是动态的，其原动力既不是只来自于丰富的茶树资源和技艺，也不只来自于通过器具变化而产生的品饮方式，它是伴随着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一起在改变。

这种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和英国两个国家的茶叶权力对照来认识到中国茶叶权力的一种自信。

日本从中国了解茶叶并传播到它囯内在一千年前。唐宋时期，茶叶的最重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宫廷和官员，另外就是文人和僧侣，也就是说掌握了权力至少是文化权力的那一部分人。日本最早来中国学习和中国东渡日本的主要还是僧侣，这些两国使者接触到茶的空间条件是与掌握了文化权力的人在一起，也就是说日本人一开始对茶的认识肯定是会认识到只有有一定的权力甚至是较高的权力才得拥有此物。所以，最早在日本的茶书书名叫做《吃茶养生记》，吃茶与养生联系到一起，既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茶叶物质本身的功能认识局限，同时又显示出茶与健康的权力关系。

由于茶叶传播人群和途径的单一性，日本人对茶叶权力的祟拜到了变态的地步。研习茶的人由于想要得到蕴含在茶叶里面的权力密码，通过对茶和与茶相关的东西不停的碎片化，逐渐就形成了种日本式的茶叶权力的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所形成的茶叶权力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是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体现在它是内向的构建，这种内向的构建基础由于从中国学习茶时获得的物质基础有限，就注定了它的瘦弱和零碎；另外这种封闭性还体现在茶叶权力的掌握局限在顶层人物当中，所以，只有掌握了世俗权力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它，从而使茶叶权力非常坚硬。这种坚硬在千利休砍百花而仅留一枝的审美观上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这种审美就是一种坚硬的封闭式的审美观，而一旦丰臣秀吉这个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强人，又要掌握茶叶权力并只想留“最美”时，千利休的茶叶权力只得丢弃如同它当初砍去的花一样被丰臣秀吉逼死。

到了近代，随着日本国力的提升，日本人提出了文化中心说和文化移动说。这其中这种日本的文化中心的重要载体就是日本茶道，认为这种茶叶权力中国已经失去，现在由日本所掌握，并且它们要以这样的方式传播。但是，它们仅仅留于日本茶道的表面，对日本茶道来源的先天不足不够了解。这种先天不足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可以得到一种残忍的稳定，但是并不能传播，一旦强行传播，它的坚硬性所带来的灾难不可预计且最终只能失败。我们从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借口和结局可以看到，日本茶道所代表的一种文化只能“唯我独尊”式的来玩，在它们那个土壤的一部分人中还行，一旦它这种茶叶权力要主动传播时，其他国家和民族就是被它们要砍掉的牵牛花。

由此可见，日本茶道由于其茶叶权力来源的先天不足，只能在少数掌握世俗权力的人当中互换，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和仪式感，并不宜大众传播和普及。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英国茶叶权力的特征。英国人一开始就对茶叶权力有一种祟拜，这种祟拜与日本人不同：日本人对茶叶权力的祟拜表现在它想通过研习茶叶并获取当中的权力密码，从而掌握权力并控制它人，所以茶道一直是侘，是侍者，是它们的工具。英国人由于进入工业化后对茶叶的渴望才异常强烈，所以它对茶叶权力的要求是一种消费权力，但消费是需要付费的，所以当它们的金钱满足不了它们的消费欲望时，它们就诉诸武力了。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就是英国人家里没钱了而又要喝茶，中国的茶叶不可能免费，所以它们就端起家里的抢开抢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抢也要很高成本的，而且名声很不好，所以英国人福琼就两访中国茶乡，查探茶叶权力基础，并把这基础开始向印度转移。

过去由于中国茶叶权力有得天独厚的原料基础优势，所以一直高忱无忧，而英国人在印度种起茶树，并骗走了工匠，直接对中国茶叶权力基础构成了威胁。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后来英国人在印度发现了野生茶树，由此他们大肆制造舆论，说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给中国茶叶权力来了个釜底抽薪。

消费权力的掌握极大的刺激了英国人的消费欲望，产生了很多大的茶叶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市场掌握了茶叶权力，并且不断的扩张。时至今日在中国产生了杞人忧天的七万茶企不敌一个立顿的哀鸣。

这种哀鸣在恐慌自己茶叶权力的丢失但又陷入迷茫而不知怎样重新获得这样的权力。与日本茶道的坚硬性不同，英国茶叶权力的扩张是软性。但由此我们便要丢盔弃甲了吗？显然不是。

英国茶叶权力的基础来源似乎很稳固，既有原料基础还差点改变了权力根本，又是易于流动易于传播。但是它差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一是制作的多样性，一个是品饮的多样性。

中国茶叶权力的基础很牢，而其制作和品饮的适应性更是不断磨合，不断改变。这从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制茶和饮茶的方式都有差别。更重要的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饮茶的方式既有不同又相通，这种权力的威严和通俗同时存在。它既不是日本茶叶权力的自我又不是英国茶叶权力的庸俗。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各个阶层之间的茶叶权力互相砥砺，不断进化，形成了中国的茶叶权力文化。那就是以自然为根本，以技艺为基础，茗有高下，品无高低。从这种茶叶权力密码中去获得消费权力应是中国茶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