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是中国人的日常习惯，而相伴而生的茶馆则是大家休息娱乐，买卖交易，探听消息的好地方。客人们来到茶馆，泡上一壶茶，啜茗清谈的同时摆开龙门阵，天空海阔闲聊起来。在茶馆里“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们不论身份地位，不分贫富贵贱，大家一同喝茶，国事、家事、心头事，无所不谈。茶馆，在历史上又有茶楼、茶亭、茶坊、茶肆、茶园、茶社、茶室等等称谓。虽然称呼有别，但其形式与内容大抵相同。
《广陵耆老传》中有一个故事。“晋元帝时(317~322年)，有老妇每天早晨独自提着一壶茶，到市上贩卖，买的人从早到晚，从未间断，而壶里的茶却丝毫不见减少。老妇将所得钱财散给路旁孤贫乞人。”这应该是最早的茶摊记载。
南北朝时，又出现供喝茶住宿的“寮”，它可说是现今茶馆的雏形。而关于茶馆的最早文字记述，则是唐代封演的《封氏见闻记》，其中谈到“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自唐开元以后，在许多城市面上已有煎茶卖茶的店铺，只要投钱即可自取随饮。
宋朝的时候茶肆已经很普遍了，《水浒》中的王婆就开的茶坊。到了明朝京城大碗茶业的兴起，被正式列入三百六十行之中。
到了清代是茶馆真正发展和成长的时候，北方以北京为例，北京是清代的政治中心，茶馆集中而且品级俱全。大体分为“书、酒、清、野”四种茶馆。每日演述日夜两场评书的，名“书茶馆”。“开书不卖清茶”，是书茶馆的标语，行话叫：“白天”、“灯晚儿”。卖茶又卖酒，兼卖花生米、开花豆的叫做“茶酒馆”。专供各行生意人集会、交流商业信息、买卖交易，名“清茶馆”，清茶馆是如今商会的前身。在郊外荒村中的叫“野茶馆”，春初开门，秋末关门，蒲松龄就是在自家的野茶馆，完成了著名的《聊斋志异》。
茶馆的老顾客是可以赊帐的，茶客也可以自己带茶叶来居坐；茶馆也是听书的好地方，说书人可以在此谋得一份生活的来源。清晨，干苦力的男人们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装卸完后，怀揣三、五块钱，先洗一澡，然后到天桥找一家茶馆，要一碗“烂肉面”，汁要宽，吃完之后，听一段书，喝一碗茶。再到天桥各处逛逛，最后买三斤棒子面，回家带给老婆孩子。
南方茶馆以广州为例，广州人喝茶的历史至少有几百年。其特点是：茶中有饭，饭中有茶。
据考证广州茶楼其前身是“二厘馆”。兴起于清代的咸丰、同治年间，二厘馆大多在街边巷口开档，用树皮做顶，竹木搭建，下面摆上几张木台木凳，旁边生个炉子，炉子上放上一煲白粥、一锅油，老板兼伙计就站着捏搓面粉，将面切成面条下到油锅里，同时还有卖一些芋头糕、松糕之类的。因为茶价仅二厘（当时1毫钱等72厘），而得名。在清朝的咸丰和同治年间，广州的“两李亭”遍布街道和小巷。有民谣唱到：“去丽丽亭喝茶，茶和银花不多。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无花假。”
其主要的茶客主要是一些肩挑负贩者，即以出卖苦力过活的贫苦劳动力，也叫做“三行”(建筑工人的通称)和做苦力(搬运)的大众，他们劳累一天，倦缩一夜，清早，借茶居寻求片刻喘息，会会工友，了解一下行情，发发牢骚，看看哪里有活。每天早上四五点，茶馆的门一开，工人们就挤到一千、两千个座位上，坐了十多分钟。茶友们每天都坐在固定的座位上，只要没有人缺席，他们就能见面，聊聊周围发生了什么大事小情。
当时只有“一杯”，还没“两件”。“一杯”是指用石湾做的绿色琉璃壶泡茶，每人一杯冰茶。当然其所饮用茶叶质量十分低劣，大多是翻渣茶叶，也就是“从上级或中级的茶楼里取来的客人喝余的茶渣，再晒干，再炒焙，或加颜色便是”。点心种类也十分有限，只有芋头糕、芽菜粉之类的食品。所用的茶壶质量也很低劣，多是石湾（石湾镇现隶属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产的粗制绿釉，大耳朵、粗嘴巴，因长的像鹌鹑，人称“鹌鹑壶”。
这种二厘馆当然无法满足一些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客人，于是茶居应运而生，茶居比二厘馆要高档，饮茶也非常讲究起来，环境要相对舒适一些，“有些酒家所附设的更陈设华丽，云石面的抬，雕花的座椅，地上及墙壁皆洁美无伦”。所饮茶叶自然也高档一些，“无论红茶绿茶，均加以香花瓣，清甘留齿颊”。同饮茶相伴随的进食也精细了起来，不再是粗糙的大松糕或芽菜粉，而是相对精美的马蹄糕、烧卖、糯米鸡、叉烧包等。
光绪年间，广州城内就出现了早期的茶居，比较有名的有“一品陛”、“三圆楼”、“南阳堂”等。随着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长和茶居的经营扩展，茶居最终发展成为如今生意兴隆、风格多样的茶楼。
除了北京、广州之外，还有上海茶馆、、杭州茶馆、重庆茶馆、江南茶馆、福建茶馆等等都具有非常独特的地方特色，值得大书特书。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茶馆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喝茶、爱茶的人，正如北京老舍茶馆的两幅回文对：“前门大碗茶，茶碗大门前。满座老舍客，客舍老座满。”
撰文：李海军
编辑：任小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