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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茶的喜爱和他的文字造诣，让他成了民国文人中唯一将茶与文字融会贯通的茶人。

民国时期，才子扎堆，如群星般闪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只是恒星百态，这些才子才女也各有性情。除去那些情事八卦，诸位大咖的嗜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比如鲁迅先生的抽烟喝酒品茶，洋博士胡适的抽烟喝酒品茶，再比如闻一多、梁实秋的喝酒啜茶。后面这两位先生抽不抽烟，小约虽不太清楚，但看来诸位前辈喜好都差不多——无非烟、酒、茶、情。

然而，周作人独专情于茶。

相对而言，周作人更像个纯粹的文士。不爱熬夜，不抽烟不喝酒的他，与一众纵情烟酒的民国才子相较起来，更像个异类。对他来说，没学会抽烟喝酒，其实也不算什么事儿，至少还有茶可以让他倾注所有心神。

喝茶喝出审美境界和人生境界，当然并非只有周作人是如此。明人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也有一篇讲喝茶的文章：《闵老子茶》，作者因慕闵老子茶之名而专访，闵“导至一室，明窗净几，瓶溪壶成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此等境界，正该是周作人所赞赏的。

张岱在文中所记述的品茶的过程，是地地道道的艺术鉴赏和审美欣赏的过程。我不敢肯定周作人写《喝茶》是否受张岱的影响，但我凭直觉，总感到周的散文中有陶庵的影子。他们的文章风格很接近，《陶庵梦忆》和其他明人小品一样是周爱读的作品。

周自己说他作文“只想说自己要说的话”(《雨天的书·自序二》)，文章题目都是信手拈来，不论大小，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这也很像陶庵，不过他们也有区别。陶庵老人是因为在明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痛，痛定思痛，大梦惊觉，悟彻人生。这一“悟”才悟出一个“淡”字来。淡泊仕途、淡泊名利，一切的一切都归于平淡。所以文章也就洗尽铅华，返朴归真。《红楼梦》有诗赞白海棠云：“淡极始知花更艳”。这淡，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周作人也追求平和冲淡的风格，但他并没有张岱那种梦醒以后的彻悟，也不像张岱的文章那样始终充溢着故国之思，他所追求的“平淡”的背后，多半有“闲适”的影子。“闲”就是闲情吧。他曾说他特别喜欢“雨天的书”这个题目。因为在这种天气，“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雨天的书·自序一》)这就是一种闲情吧。“适”的含义比较多，自在、舒适等等，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喝茶》中不难体味出作者那种闲适的情性和他醉心其间的闲适的人生境界。他的“平和冲淡”多半出之于这种闲适的情性，这和陶庵老人因家国巨痛而悟彻人生，就有天渊之别了。

除了喝茶，睡觉也是他的嗜好之一。他并不是不明白“夜深人静，灯明茶热”对文人的诱惑，然而天性不喜欢“落夜”的他“刚坐到二更便要瞌睡起来了”。

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对周作人来说，喝茶睡觉何尝不是他的个人癖好？他曾说“然而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因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为此，他甚至还特地说了个小故事来佐证：许久以前，日本有位精通茶艺的人，出行旅游总会自带全套茶具，每到一个所在就会一一取出，悠然地泡茶，独自品饮。有人好心劝他：旅游轻便点不好么？何必将自己搞得这么累？艺人回答：“旅行中，难道不是生活么？”

可见，在周作人看来，不管是睡觉还是喝茶，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作为茶痴的他，享受的是日常的泡茶饮茶之乐。他不追求茶品的珍贵，平常茶饮足矣，他也不爱茶人那些别致的讲究，越是有生活气息，他越享受。

周作人也曾说过，古人有许多关于茶饮的风雅癖好，只是每每提起，他却颇有些不以为然。就比如那嗜茶的蔡君谟，不可一日无茶，由于身体缘故喝不了茶，便 “烹而玩之”。在周作人看来，“这种风雅只唯古人能有”，今人“凡夫岂可并论”。

对周作人来说，嗜好不过是生活中极其寻常的事，手中一杯茶，一册书，自然自在，就是最接地气的快乐。所谓的嗜好，无非也就是对生活的一种享受，越是简单，越是闲适，就“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

对世人而言，何尝不是如此？越是讲究，越会失去生活的真趣。

生活之乐，无非一杯茶的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