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它的來龙去脉,早在北宋榷茶之前,禁榷制度在中国己经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对茶叶的专卖。然而,尽管宋代的榷茶有一个制度传承的历史因革,但是宋代榷茶制度的建立,更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
首先,隋唐以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茶业成为一个新兴的重要产业,其社 会经济政治影响日益突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必要的推动力是商品增值,也就是买进与卖出之间存在差价。商人从事商品贸易,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 因此必然要贱买贵卖。在古代,与粮食产品不同,我国的产茶区主要集中在南方, 而茶叶的消费区,除了南方之外,还有广大的中原地区和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 地区。由于这种产销之间存在的巨大空间距离,使得茶叶贸易多为远程贸易,形 成高额利润,从事贩卖茶叶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茶业既然如此暴利,但是在唐代之前,我们发现并没有多少关于茶的文献记 载,茶叶的消费也一般局限于产茶区及其附近和宫廷御用。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南北之间的经济往來更加 便利,大大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也是茶业经济能够在唐代兴起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条件。而茶叶对于古代不甚发达的交通来说,其便携性更为其在商品经济的 发展中崭露头角发挥了优势。
除了茶叶买卖容易形成高额利润,刺激茶叶贸易发展之外,茶叶巨大的市场 需求量也是茶叶交换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茶叶分为不同的品级,既可为生活日用,又可为点缀优裕生活的奢侈品,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从唐代起,饮茶 逐渐成为普遍风气。正如时人李珏所说:“茶为食物,无异盐米,与人所资,远近 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饮茶之风到了宋代更加盛行, 王安石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不仅中原地区如此,少数民族也酷爱饮茶。早在唐代中叶,“时回鹘入朝,始驱马市茶。” 北宋熙宁七 年(1074年),熙河经略使王韶建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
高额的利润,广大的需求,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使得茶叶贸易自唐代开始迅 速发展。茶业经济的兴起,引起了唐政府的重视。于是自唐德宗贞元九年(793 年)开始正式对茶叶征收茶税,介入茶叶的销售领域,把茶叶纳入政府管制之下, “是岁,得民四十一万”®,有力的解决了唐政府财政上的困境。榷茶的巨大利益, 是北宋政府重视榷茶的动因之一。
其次,宋朝自立国起,一直处于财政紧张的境地。宋代是历代土地兼并最激 烈的一个朝代,早在立国之初,宋太祖就指出:“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 守财尔。”然而,富民买田而不受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 谓之产去税存。这样的封建赋税制度鼓励了兼并,同时使得田赋越来越少。而在 另一方面,宋代却是历代政府开支中最大的朝代,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 一些列措施,逐渐造成了冗兵、冗员、冗费的局面。自雍熙用兵以后,更有了巨 额的边费,而此后对辽夏的岁币更是让宋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仁宗庆历以后, 每年入不敷出,差额在三百万以上,以后每况愈下。以至于从来做为“军国之资” 的两税正赋,己不能填补庞大的政府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急需寻找出 路,而征榷的巨大利益,恰恰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再次,茶叶在宋代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由于自唐末以來,中原混战,政 权更迭,使得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势力趁机迅速扩张起來。契丹盘踞北方,从 后晋手中获得了幽云十六州;党项崛起于西北,控制河西。这种情势下,中原政 权丧失了牧马的场地和马匹的来源,在对抗以骑兵为主力的少数民族侵犯时,更 加被动。于是,买马成了宋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起初,茶叶在宋代政府买马的 交易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 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 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在用马匹换来铜钱后, 将其铸造为兵器,反过来威胁中原,所以后来以钱易马就渐渐被茶帛等实物代替。 于是,茶叶与军队装备挂钩,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
以上是宋代榷茶制度产生和存在的背景所在。但是,北宋初年决定实行榷茶 还具有当时的特定原因。北宋榷茶开始于建隆三年(962年),根据《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条,“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侍郎,湛奉诏榷茶于蕲 春,岁入倍增”。建隆三年,北宋刚刚承袭了后周,还没有结束五代十国割据的局 面,摆在北宋政府面前的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不管是稳定新生的政权,还 是以战争来结束分裂,都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榷茶对于财政的意义,前面己经 论述过,非常重大。而且,建隆三年的蕲春榷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但是,财 政目的并不是宋初榷茶的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就当时来说,北宋境内产茶的淮南 四十州并没有榷茶,而榷茶于蕲春,以及《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榷茶》 所载的“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余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 利,故置场以买主,自江以北皆为禁地”,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防止南方商人操纵 中原利权。对于这一点,亦可见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二年(961年)七 月乙未条:“……江北置折博务,禁止商旅过江,诏谕唐主,恐其挟中国之势,有 所侵扰也。”这是由当时特定的时局环境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