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漳州茶业史话

古今中外，茶人历代，茶商无数，岁月流转，或白银铺路，衣锦荣归；或血本无归，流落他乡……当历史的车轮迈进到晚清民国时，“多事之秋”便成了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由于遭受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各行业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从1886年至1949年，华茶从发展高峰一落千丈，1949年茶叶产量只4.1万吨，出口量仅0.9万吨。究其原因是由于茶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败，外销几濒绝境；而国内处于连年战争，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地方不宁，茶农生活维艰，茶园成片荒芜，茶业生产岌岌可危。

晚清民国时期漳州茶业史话

而在福建，由于当时政局不稳，茶叶生产上下起伏，茶叶流通时好时坏，茶商茶农苦甜不定，福建茶业经济在夹缝求生，充满了变数。《福建之茶》对这个时期的福建茶业情况做出记叙：“辛亥革命后，本省茶叶承清代之旧绪，尚能保持原有之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交通、营业均受到影响，输出大为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期可以逐渐恢复，但以内讧不息，逼地苻篱，茶产不特未加保障，且极力摧残，沿途有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不胜枚举。省内交通不便之外，尚有强梁截劫之事，茶业已疲于奔命，安得有改良之余裕，且商人以成本过昂，乃有掺假与用回笼茶以图厚利者，政府既无鼓励与改良之举，茶商又取自杀政策，于是闽茶（华茶）之声誉堕，国际之市场为日本、锡兰等竞争者所夺，以至一蹶不振。”

地处福建省最南端的漳州，九龙江平原腹地，位于泉、潮之间，商旅往来必经之途，成为重镇。辛亥秋，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漳州随之光复。此时地方文武官员，惊慌失措，各保其身，一哄而散，民间商铺倒安若无事。其时漳州因非战略要地，苟安一隅，机关、部队人员麇集，社会上呈现出一片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歌楼、酒馆、赌场等都乘时发展。品茶为有闲阶级之所重，并附庸其间大得其所。街头巷尾茶室林立，茶叶内销业务一时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景气。所以在诸多行业皆摇摇欲坠时，不时有新茶店陆续开张。

除了在同治、光绪年间开业的奇苑、瑞苑茶店，此前，漳州贩售茶叶的商铺仅有三四家，其销售的范围局限于县城及附近四乡，不但无外销能力，货源也不充足，规模均甚小，每年销茶不过三万斤左右。这些小茶店在后来居上的奇苑、瑞苑等各大茶庄的压挤下，逐渐被淘汰了。有些无店铺的茶农只能靠挑运的方式销卖茶叶，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安溪西坪南岩人王三言在青壮年时为了生计，把自产的茶叶挑运到漳州销售。随着业务量的增大，遂向乡亲收购茶叶，精制加工后贩运到漳州。当时贩运茶叶，脚穿自制的麻草鞋，走山间崎岖小路，经罗岩到长泰县枋洋，再经岩溪到长泰县城，途中60公里要住两夜，第三天再走15公里才到漳州府口（今台湾路一带）。他常要到漳州各县销售茶叶，有时也从漳州南门坐船到汕头、潮州销售。长途挑运，虽十分辛苦，但获利颇丰。1875年开设了梅记茶行，1884年首创了“布巾包揉技术”，让原本条形疏松的铁观音变得卷曲美观，更紧结重实。王三言富贵后造福乡里，1903年，时任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许应骙亲授王三言五品奉政大夫的荣誉。王三言的孙子王孝纽（1914、5—2000、6）师承家传，精于制茶，曾被誉为安溪制茶的“五虎”之一。他在1942年至1953年，也沿着祖父的茶路，到漳州、诏安、汕头等地销售茶叶，后于1956年5月进入到漳州茶厂成为烘焙技术骨干。

“奇苑茶庄”是一家闻名海内外的老字号，茶庄老板林正博原籍安溪西坪乡，有族人避乱流寓武夷山，垦种茶园，偶因事来漳，顺便带自产的茶叶试销对路，认为可以在漳推广夷茶，后来果然打开局面，于清同治年间在东坂后街（今青年路）创办奇苑茶庄，专营武夷岩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清末分别在厦门和云霄设立茶栈和分号，茶运漳浦、诏安、东山等地，销售茶叶有大红袍、铁罗汉、铁观音、色种、水仙等数十个品种，其中以“三印水仙”名气最大，脍炙人口，老少皆知的名牌茶叶。在经营上，他们注意保证茶叶加工质量，等次分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并开发海外市场，信誉极佳。当年奇苑茶庄出口海外的茶叶，占漳州地区出口茶叶量的80%以上。鼎盛时期，“奇苑”茶庄开出的茶票，曾一度作为银票，在闽南一带商家店铺中流通。

由于生意兴隆，“奇苑”茶在市场上遭人仿冒。辛丑年（1901年）林奇苑茶庄主人以雕板印刷内包装纸作为“消费提示”。雕版印刷术虽发明于唐朝，但以雕版印刷广告的茶叶包装纸，有实物可证的，却是清代中晚期的了。雕版印刷需要先在纸上按所需规格书写文字，然后反贴在刨光的木板上，再根据文字刻出阳文反体字，这样雕版就做成了。林奇苑茶庄内包装的“消费提示”兹全文照录：“本号历代自管武夷幔陀岩超选各色奇种，配运各埠洋庄，拣选真货。住福建漳城东坂后街发兑，近有无耻之徒贪谋射利，混装伪货假冒本号各埠骗卖，所以再加内标详明。四方光顾者须认内外标印为记,座免有悮。”

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潮、汕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茶叶无从出口，外销中断，不少茶厂倒闭。奇苑茶庄销售也因此大为减少，营业规模日益式微。抗战胜利后，因创业者等人先后谢世，奇苑茶庄一时后继无人，勉强维持到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漳州茶厂后，奇苑茶庄从此消失。

瑞苑茶庄店东亦是安溪县人，销售名茶的声誉与奇苑茶庄处在伯仲之间，后来歇业停顿，改组为金峰茶庄。改组后业务方向着眼于南洋联系，发展外销。但因资金已于末期消耗甚多，运转困难，在行业中已没有竞争能力。

继奇苑在东坂后街（今青年路）、瑞苑在府口街（今台湾路）开业后，嗣后陆续开业的有南市街（今香港路）的茗芳，马坪街（今延安南路）的建芳成，东闸口（今厦门路与北京路汇合处。北京路北接南昌路、南至厦门路，自北向南地名分别是渔头庙、市仔头、下营、少司徒、东闸口）的铁峰，东门街（今新华西路、新华东路）的王春苑和馨远，陆安西路(今新华西路，民国7年陈炯明驻守漳州时，进行较大规模的市政改造，对新扩建的几条主干道以其军衔“定威将军”和笔名“陆安”命名)的茗春，新桥头（今厦门路）的品芳，北桥街（今大同路）的潘瑞泉。其中馨远一家还兼营药材，出售著名成药璞山岩片仔癀。民国后至解放前夕，茶业进一步发展，在南市、府口一带增开有茗苑（兼营瓷器）、苑岩、瑞芳、林荣发、东源、南源（此“二源”乃父子分开经营）、福源、源崇美、杨义芳、品春、魏福星、源泰、兴泰、新苑、荣泰、丰圃、万苑，马坪街及断蛙池（今延安南路自北向南）、博爱道一带则有武安、泰丰、源苑、茗圃、长裕、长盛、荣胜、连圃、奇圃、新春、华南、耀源、源春、华圃，中正路（今北京路）和厦门路等处则有琴记、维新、张源美、陈升苑、玉苑、东南，岳口街一带则有联芳、杨维丕等，盛时全市共有40余家。

抗战期间，茶区安溪匪患蔓延，许多经营茶山又有经济实力的人，在家乡难于存身，相继举家迁居漳、厦两地，一时大量游资需寻找出路，一家生活尤须设法维持，于是他们纷纷在漳经营茶业，其中一些人与南洋各埠有联系，在开业后就大力向海外发展业务关系。

张振美（1915.12—2005.8）在1931年至1937年间随叔父到缅甸读书、帮看茶店。1937年回国随父亲张彩南往返于安溪与厦门间采购茶叶配运外销，至1942年因安溪大坪家中遭遇土匪抢劫，遂举家迁到漳州在中正路市仔头（后改北京路302号）创办的张源美茶庄，和陈升苑（北京路305号）等几户同处一条街上。这些新开张的茶庄由于经营上与老铺不同，销售对象面向大众，门面、包装均有些改革，而且与海外有较强的联系，内销外销逐渐凌驾于奇苑等老铺之上，企业改造时其资金、设备均居同业之首位。

漳州所销售的茶叶，均属乌龙茶，茶商按产地分为夷茶、溪茶和杂茶三大类，杂茶无大宗产量且质量欠佳，只供堆茶拼配。原料最早远者来自安溪，近则取自长泰、平和、漳平、宁洋，粗茶居多。后来随着消费者口味的转变逐渐倾向销高档茶，其中夷茶风行一时，溪茶也能长久立足，于是夷茶、溪茶在市场上并驾齐驱并互争雄长了。六七十年代曾在漳州地区流行的顺口溜“乘风飞马大前门，流香色种一枝春”中的“流香色种一枝春”正是延续了这两种茶口味的花色品种，并保留手工纸包装至今依然广受青睐。

溪茶的品质有菜茶、小种、乌龙、铁观音、梅占、奇兰、黄金桂、毛猴、毛蟹、大红、太苍、佛手、水仙、大叶乌等。安溪的原始茶种已年久退化、死亡，后来虽重新栽培，由于铁观音树龄短，又极易得病凋残，产量不能有所发展；乌龙的存活率高，树龄亦长，抗病力强，无早凋之弊，产量为当时溪茶中之冠；至于大红、梅占许多杂色品种，质量不如铁观音，又是易凋品种，产量、质量均无独树一帜的可能，故混合归堆统称色种。因此溪茶分为铁观音、乌龙、色种三大类。

夷茶品种则有小种、茗种、奇种、水仙以及名丛的大红袍、铁罗汉、水金龟、白鸡冠、白牡丹、红孩儿、大红梅、黄龙、金锁匙、不见天、不知春、白毛猴、玉美人、人参果、半天摇、吊金钟、一线天、天女散花等。

上武夷山的漳州茶商在收到毛茶后，全部运集崇安县赤石街自己的厂站进行初步加工，拣、焙、分类，然后装箱起运。抵漳仍须开箱、归堆（多数加以拼堆，即官堆）、重新精拣、精选，并分类由焙茶工人用炭火精心烘焙，经茶师一一品评分清品种、等级、价格，各茶号均有特立的茶名和品牌。官堆时，按照既定标准，每堆茶叶颇称一律，品质和口感稳定，符合普茶网对某一口感保持相对一致性的要求，故消费者对其信用极为认可，老茶号历经百数十年不变，不易为新的茶号所动摇，

与其它货物不同，茶叶收贮必须倍加谨慎。各茶庄都特别制有大木柜或大陶缸。茶叶进店后，都要及时放入木柜或陶缸。门前零售的茶叶则分别用大小锡罐收存，随取随盖。对需包装或买做礼品的顾客，有的用每只容量一小两（37.5克）的锡罐，并十六小罐为一斤（旧秤每斤600克，下同）；有的用精致的小木箱（内套锡纸）包装，分30斤、27斤、15斤、10斤、1斤、0.5斤、0.4斤几种；有的用白铁皮做成二两、四两的罐子分装。不论箱装、罐装，外表均饰以华丽的商标，大都画有彩色山水或美丽姑娘之类的图案，颇有“山清水秀茶飘香”、“从来佳茗似佳人”的意韵。为方便茶室营业和那些居家临时买茶泡饮的顾客，各茶庄普遍出售小包茶，有三角包（每包茶量刚好一次泡饮，花色品种大都是通销的茶叶）和长方形纸包（份量比现在二两装少一些）二种。这种零细包装方式颇为费工，但漳州各茶庄均乐为之，因为花些工夫而顾客称便，增加营业量。

漳州地区多数县份普遍好茶，地理上又毗邻需求量大的粤省，同时靠近南中国门户的厦门市，茶叶的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茶业的业务状况能为全省之冠。历史各时期漳州茶高年所销售的茶量（中、下等茶居多）据估算如下：光绪二十年前3.6万斤；光绪二十年12万斤；光绪末年18万斤；民初至抗战前最低20万斤，最高五六十万斤；抗战中，虽遭到严重打击，其中的某年尚有28万斤；解放初，由于国民经济尚未恢复，一度仅为15万斤。

漳州茶商至解放时实存38家，中小户占多数，一些户已陷于半瘫痪状态。至1955年底计30家，大、中、小各10家。从业人员66人，资方50人，劳方16人。1956年经过党和人民政府深入宣传贯彻政策，该行业顺利接受了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步登天”纳入国营企业，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均获妥善安排，除一部分安排于国营食杂公司的包茶工场，包括张振美等大部分人员进入国营漳州茶厂,补充完善漳州茶厂的技术队伍和加工操作规程体系。

峥嵘岁月，人间草木，悲喜枯荣，繁华落尽，细数过往，人和茶相伴，有多么坎坷的路途，就有多么传奇的故事。根脉的传承，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茶人的故事。故事仍在继续，薪火相传，人们依旧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