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启服之”的记载。

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教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

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茶”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

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

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其形成年代，也为两汉期间。其时，张陵奉老子为教主，创“五斗米教”。

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会阶层都普遍地对它感兴趣，而且经久不衰，影响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从而以冷漠态度对待人生及其社会现实。

而道教却无比的热爱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尽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教这一内涵特质所体现的是，重人生，乐人世。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茶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

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千万不要忘记，茶圣陆羽本人就曾亲自在其经典著作《茶经·七之事》中，完整引述过我们刚才谈到的《神异记》中那段“余姚人虞洪人山采茗，遇一道士”的故事。他还引述了《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的记载。

毫无疑问，陆羽本人对这段“道士”、“道人”的历史是深信不疑的。当子尚提出“何言茶茗?”的问题时，实际上已暗示了那一时期“茶茗”的名称，尚未有稳定而普遍的叫法，然而“道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把它作为“茶茗”了，它已显示出道家与茶的原始关系。

这就是历史，这也是陆羽眼中关于茶的起源的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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