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起源于神农，发展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成熟于明清，衰落于民国，恢复在新中国，复兴在当下。
倘若我们回头梳理历史篇章中属于茶的一脉发展历程，则不难发现，以改革开放为始的30年，正是中国茶业复兴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安徽发出号召：“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接见采茶工人；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号召建设100个百万担产茶县；
1984年，“国发75号”文件彻底打破茶叶统购统销的局面……
这些茶叶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一批致力于茶叶事业发展的老专家们，不仅见证了每一段历史时期，而且投身其中，为茶业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于观亭：过往中国茶业三十年复兴路
人物名片：于观亭，曾任商业部茶畜局工程师、副处长、处长，农副产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副土特产品开发公司副总经理，中华全国合作供销总社中国农副土特产品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社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全国茶叶加工、检验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全国商业机械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在北京茶界，提起于观亭，几乎每个人的敬重之情都溢于言表。
30多年来，于先生一直工作在政府茶叶部门，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角色，也见证了中国茶行业近30年的发展。
今天，当他再次回忆起这些过往和曾经，仿佛一切犹在眼前。
建设百个百万担产茶县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茶叶贸易逐渐由外贸转向内销。
1973年，全国茶叶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年产百万担产茶县的建设要求。
1975年，学“轻工”出身的于观亭被调到全国供销总社茶畜局负责茶叶加工工作。
“那时茶畜局的工作内容包括样价的制定、茶叶收购和加工等。在百个百万担产茶县的号召下，我们多次去各地茶园考察。现在这些地区都已经发展成比较出名的产茶县了，比如湖南的安化、益阳，浙江的绍兴。江西的婺源，安徽的祁门。云南的凤庆等等。经专家组考察评定合格后，国家会给这个产茶县一些扶持和帮助，比如化肥等物资的支持。”
在茶叶百强县的建设过程中，中国的茶叶生产得到了恢复，从民国时期的几万吨增长到近30万吨。
尝试茶馆和茶食品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的茶叶销售政策尚未全面放开。
中国的茶叶流通采取三级销售模式：在各个茶叶主产区生产加工，在销区如北京马连道进行拼配和批发，最后由副食品公司茶叶科批发给像“张一元”这样的茶叶店，普通消费者购买茶叶要凭供应券。
当时，茶畜局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茶叶产销沟通障碍，一方面茶叶卖不出去，一方面老百姓买不到茶。
于是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到公园里、餐馆里开茶馆，二是到日本考察学习。
时任茶畜局茶叶加工处处长的于观亭回忆起当时办茶馆的艰难——
“自给公园、饭店提供茶叶，他们也不愿意干。饭店每天客流量大，都是站着等着吃饭的人，员工忙不过来。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里也办过一段时间茶馆。那些国企员工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卖茶水不会给他们增加收入，却添了很多洗茶碗的麻烦。茶叶梗最容易堵下水道，特别难收拾。只坚持了一小段时间，茶馆最后也没能做起来。”
而日本的考察经历，却给了于观亭不小的震撼。
“日本的茶叶应用无处不在，他们的茶叶产品涉及到了各种副食品，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里，茶是用来喝的，而日本则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早期吃茶的传统。为此，我曾多次到日本著名的茶叶集团伊藤园考察学习。回国后，我们借鉴日本的方法，研发并投产了茶叶冰淇淋、茶味汽水、茶味羊羹等。”
由于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尚未形成良好的茶叶消费环境，最后茶馆和茶叶副食品都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当时的尝试，仍给现在的茶业从业者以启示。
茶叶经营政策全面放开
1984年，国家下发的“国发75号”文件是中国当代茶叶史的一次重要转折。
当时由茶畜局负责起草这一文件规定，茶叶经营除边销茶外彻底放开。
“这是中国自唐代以来茶叶政策第一次放开，大大激发了茶农、茶商的积极性。同时，也使一些不适应市场需求的茶叶品种和结构不合理的茶叶企业淘汰出局，当时一批国营茶厂都倒闭了。”于观亭回忆说。
“从文件下发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茶业由卖方市场彻底转变为买方市场，卖茶难的问题渐渐呈现出来。1989年，全国供销总社和国家商业部合并后，成立中国农副土特产开发公司，我担任副总经理。同年，成立了中国茶叶企业产销集团，我担任董事长。产销集团的主要职能是实现买卖对接，每年组织一次产销订货会。当时北京像中国茶叶总公司、北京茶叶公司都是参会成员。由于产销集团是半官方机构，我们也对产销双方进行监察。订货合同签署后一式三份，产销双方和我们集团各执一份。产销集团通过化肥等物资和贴息政策的调整对产销双方实行调控。这样过了三四年，产销双方对接顺畅后，产销集团也随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苏芳华：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
人物名片：苏芳华，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他于1965年从湖南农业大学茶专业毕业，研究了40多年的茶叶。
他曾代表云南参加过中科协的全国代表大会，几十年来，见证了普洱茶的发展过程，成为普洱茶业界极有威望的元老，更为云南茶的发展和推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每每和苏老师聊起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云南茶业发展的巨大变迁，苏老师总是兴致盎然。
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大概能勾勒出云南茶业30年的发展历史：
1938年以前，云南只产一种茶，就是晒青毛茶；
1938年以后，云南开始产红茶，1945年开始产蒸青绿茶，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产烘青茶；
直到1973年茶叶进出口公司经国家批准才有自由出口的权利，最早出口的是普洱茶，是晒青茶，当时叫做“云南青”，出口到香港，但是得不到香港消费者的认可。
因为当时香港的消费者认可的是汤色红浓的普洱茶，于是我们专门派人去广东学习，研究出了渥堆的方法。
可以确切地说，云南茶叶近30年来的历史，也就是普洱茶的发展史！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很多数十年、上百年的普洱茶被香港人从地下室里找了出来。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和云南之间茶业交往增多。
1993年8月份，在昆明召开了“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到会的有7个国家的300多名专家学者，我时任大会秘书长。紧接着，思茅召开了“普洱茶原产地保护研讨会”，这个会接着又在西双版纳召开了一次。
所以单单1993年一年，云南就开了3次关于普洱茶的国际性会议。
如今的普洱茶之父邓时海先生，也就是在当时前来云南做的调查，后面才写就了《普洱茶》一书。
上世纪整个90年代，台湾茶人的介入为普洱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论是传播普洱茶还是宣传普洱茶、推广普洱茶、研究普洱茶，台湾茶人都走在了前边，他们是非常有诚意的，也可以说他们是普洱茶发展的拓荒者！
从1990年开始，吴雅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培训茶艺表演者。
近20年来，吴雅真已将传播茶艺当作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茶业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茶已经从日常消费品提升到了文化享受的高度，而茶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福安、宁德、周宁……这些年来，吴雅真为不少地方政府培训了成熟的茶艺队。
说起这些往事，最让她难忘的是漳平市永福镇茶艺队，“这个队来参加茶艺培训的姑娘，可能平时都在采茶，手脚都比较粗，这样的条件很难学好茶艺。”但是她们身上那种质朴的感觉打动了吴雅真，“就是有股茶‘气’！”
于是从讲解茶叶知识、茶文化历史、茶艺礼仪等八手， “几个月时间，这些原本手脚粗糙的茶女们，也都能镇得住场子了。”
1993年，吴雅真下海，与人合办了别有天茶艺居，这也是全国第一家面向普通百姓的茶艺居。
在当时，边喝茶边观赏茶艺表演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头两年，别有天的经营很困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生意才渐渐好了起来，喝茶，不再是牛饮解渴，它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时，每天晚上7点到9点，别有天都有古曲演奏，最高峰时，有古筝、琵琶、二胡、洞箫4种乐器同台表演。当时我们还制作了曲牌，客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点曲，一般一首曲子是两元钱，最贵的是10元一首的琵琶曲《十面埋伏》，但是点曲的客人还是不少。在典雅的乐声中，茶艺小姐给客人表演茶艺。那种精神享受，让喝茶已不仅仅是喝茶了。”
吴雅真回忆说。
此文仅为大家介绍关于武夷山的茶、盏与山水、文化和历史，文总结自前人，多为编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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