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无禅寺，隋唐以来，修禅者唯藉律院以居，及至五代，吴越王钱镠（907～932在位）皈依禅法，始将江南各寺之教寺改为禅寺，于是禅寺渐多。宋代江南禅刹兴盛；宋宁宗时，依卫王史弥远之奏请，始定江南禅寺之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以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灵谷寺，苏州万寿寺、虎丘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宁波白莲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宁波宝陀寺，绍兴湖心寺，苏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庆寺，建康瓦官寺，为教院十刹。以五山位在所有禅院之上，十刹之寺格次于五山。（余杭径山寺之地位可见一般！）

南宋覆亡以后，元代和明代的皇帝都曾以五山十刹来册封天下名刹，延庆寺就是在永乐年间被提升寺格的。

明代中叶以后，官寺制度走向衰落，五山十刹就此废弛，逐渐被湮没而遗忘。另一方面，清代咸丰年间，农民起义军的战火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名山巨刹的千年积累被洗劫一空，寺院成为焦土。以浙江地区为例，少数寺院得以重建，但规模和声势大不如前，如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育王寺。更多的寺院却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如杭州的径山、净慈、天竺等等。制度已然消失，文物散失殆尽，这就是的中国佛教的窘况。

但是，精丽庄严的南宋佛寺，返璞归真、智慧安然的“宋风禅”，都被移形换位般地复制到了日本。日本的中古禅寺内，至今还珍藏着大量宋元时期的佛教经卷、图书典籍和书法绘画，以至于今天中国学者想研究五山十刹，还必须借重保存在日本的史料。正所谓“礼失求诸野”。

唐和宋是中国历史上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两个朝代，日本人对宋代文化的热情，不亚于其对唐代文化的渴求。南宋时，禅宗大兴，不仅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习禅法，也推动了中国高僧赴日传禅。

禅宗在中国创立较晚，因师徒相传，有着明确的谱系。南宋时，五山十刹中所流行的大多是临济宗杨岐禅。日本僧人荣西在宋孝宗时两次来中国，拜虚庵怀敞为师，先后在天台山万年寺和明州天童寺随师修习。他将临济宗的黄龙派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禅宗的开宗禅师。荣西圆寂后，他的弟子道元也来到天童，跟随长翁如净学习曹洞禅，回日本后模仿天童寺的格局创立越前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

圆尔辩圆是荣西的法孙，宋理宗时在临安和明州的禅寺中参研禅法，以后投入径山寺高僧无准师范的门下，苦修数年后顿然开悟，回国时，无准师范向圆尔辩圆交付祖师法衣、《宗派图》和《自赞顶相》作为传法的信物。

当时，日本朝廷的摄政以径山寺为原形，在京都建立了规模上堪比东大寺和兴福寺的东福寺，迎请圆尔辩圆入寺弘扬禅法，是为禅宗大举进入京都之始。

圆尔辩圆被奉为国师，称“圣一法师”，他传回的杨岐禅后来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一大派圣一派。那些从中国带回的传法信物至今还珍藏在东福寺内，而且寺内每年都要纪念无准师范老师的诞辰，八百多年来从未中断过。兰溪道隆则是南宋僧人东渡日本传播禅法的先驱。他也是杨岐派的禅师，于宋淳佑六年（1246）到达日本，在巨福州的建长寺开山，后应诏出任京都建仁寺的住持。兰溪道隆倡导中国式的“纯粹禅”，使之成为日本禅林的主流。

“禅”不仅是宗教的修持，更被升华为思想、哲学和人生态度，成为日本中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的精神来源。著名禅学家铃木大拙说过“：在某种程度上，禅造就了日本的性格，禅也表现了日本的性格。”，可见两者间的契合。

和禅宗一起东传日本的，还有宋代繁荣发达的文化和艺术。日本僧人研修禅法的同时，也兼修“宋学”，特别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他们在宋代的文学、书法和绘画中汲取营养。为了模仿五山十刹兴建日本的禅寺，南宋的建筑式样被传到日本，因为聘请了明州一带的中国工匠，浙东地区精巧的石作和木作工艺也随之东传。荣西在禅寺中种植宋茶，提倡宋朝的茶礼，圆尔辩圆学会了面粉和面条等食品制作方法。“五山文学”“、禅宗样”建筑之外，镰仓时代以后，日本的书法、绘画甚至今天被奉为国粹的茶道、花道、剑道，都蕴涵着宋代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