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应该说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休闲”之于成都，仿佛已经成了“非物遗”，只有在有关老成都的回忆题材里才会屡屡被提及。事实上，成都是一座现代化的准一线城市，其发展速度与生活节奏一点也不休闲。休闲已经打造成了一种旅游产品，放在一些特色街区，匆匆过往的游客，可以在那里目睹一些有关休闲的细节。所以，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始终还是要保存着一些有关这座城市记忆的历史现场，这是一座城市的精神财富。

成都，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与世俗生活场景息息相关。茶馆，是世俗化的生活场景，而过去的老成都，将这种世俗化的场景诠释到了极致。在过去，成都茶馆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消费服务的商业空间，而是一个完整闭环的社会生态。四川有个叫沙汀的作家说：“没有茶馆，便没有生活。”在没有朋友圈的年代，茶馆就是一个社交圈。所以，王笛说茶馆是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这是对成都茶馆做的精准诠释。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茶馆与社会。

过去的茶馆里，汇聚着汇聚着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各色人等，这种社群结构就决定了茶馆需要具有处理公共事物的能力。

李劼人先生在他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写道的“吃讲茶”便是一套茶馆社会背景处理事物的方式。所以，茶馆与现如今的互联网生态一样，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茶桌之上，不需要多余的言语，有时候拿出盖碗摆个切口，便可以与社会各色人等进行无声的交流。

例如，你把茶盖朝外，斜靠茶托说明，有困难，需要找本地帮会的人寻求帮助。民国时期的茶馆，大多与帮会、袍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走江湖，在茶馆里寻求“江湖救急”的方式在过去颇为奏效。所以，在茶馆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的浓缩。

第2部分， 讲的是茶馆与经济，对过去的经营场所从自身的经营状况与国家赋税各方面问题做了阐述。最后，抛出了一个小本生意的生命力问题，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当然，这些小本生意人也并不是散乱型的组织，以同业公会为组织形式强有力的维护这自身团体的利益。如果说，成都茶馆的特色是什么，我相信，往往从业人员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里面跑腿的服务员都身怀绝技。要么是拿着个长嘴壶，大老远的就能给茶客完成蓄水的活计;要么就是一双手，卡主十来个茶碗。如今这些都成了老一辈记忆里的非物遗了。

第3部分， 茶馆与政治，茶馆既然具有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就势必与政府的一些职能功能重叠。像一开始说到的“吃讲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老百姓发生纠纷往往不去法院，而是到茶馆“吃讲茶”，这对于要建设法治社会的国民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政府也强令禁止过“吃讲茶”，但是毕竟茶馆形成的社会生态是一个完整的大闭环。所谓法治建设，法院、法官、律师和一系列配套的有关法制的基础设施没有形成的前提下，推广法治不过是一句空话。袍哥政治与依然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