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华宫茶宴，始于乾隆间。自正月初二至初十日，无定期。嘉庆间，多以初二日举行。”

这是文献中关于大清重华宫茶宴的一条记录，信息量不多，但是把我们带入了封建帝国以茶为纽带的“非正式政治集会”。说它是非正式的，是因为它并不是朝廷严格典章制度中规定的机会，而参与者多是朝廷的重臣和皇帝身边的知识分子。

重华宫茶宴的作用原本是搭建一个君臣之间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就是平日里不好讲的话，可以巧妙的借助这个平台去表达。君臣之间，喝喝茶，吃吃茶点，然后谈谈心，可以对去年做做总结，可以对未来作些展望。说到底，和后来共和国的新春茶话会有点类似。

但是，发起茶宴的乾隆是个很喜欢个人秀的人，在茶宴上喜欢写诗，让群臣来和他的韵。一来二去，重华宫茶宴就变成了一个拍马屁的平台。丧失了“非正式政治集会”的作用，后来也就慢慢没落了。茶宴中的茶品、点心、话题离国计民生越来越远，封建文人的属性越来越强，茶是越喝越精细了，但是话题也越来越高端（局限）。

以茶为主题搭建“非正式政治集会”平台在古典封建帝国时期，运营得最成功的还是陶澍。他以安化黑茶为主题，通过写茶输出自己内心的想法，“犹如汲黯戆，大似宽饶猛”，自比汲黯、宽饶，将自己在御史任上的委屈与理想都一股脑儿倾吐了出来。很多人把陶澍的那次茶会定义为文人雅集，但是真正对比前后的史料去看，那场活动的精神格局要远远超越普通的文人雅集。因为陶澍面对茶的视域已经从陆羽身上溢出，他更深层次的理解到了茶和国家民族的关系。中国茶，是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点的。所以，每年新春茶话会，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都是不错的做统战工作的平台。

新中国的茶话会将茶本身放得很轻，更注重的是以茶为纽带搭建起来的一种对话平台。茶话会一度和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团建这类活动高度重合。这仿佛在延续“非正式政治集会”的作用。茶话会的重心不在“茶”，而在于“话”，表达什么很重要。这是发挥了茶在社交场景下务实的精神！事实上，文化、政治、经济都需要这种务实的精神。

回到茶上，有人说我们当代茶人丢失了那种唐宋神韵，这本质上是忽略了那种围绕茶的务实精神。我们的伟人及开国元勋们，都是喜欢喝茶的，口味各异而已。周总理和西湖龙井有很多佳话，朱德、陈毅，这些有点诗情画意的元帅们都留下了一些关于茶的诗篇。只是不再是唐宋时期士大夫笔下高高在上的样子，更多的是贴近群众，发表最朴素的观点，抒发最淳朴的真情。

在所有红色革命遗址上，从红楼到嘉兴红船，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西北坡到北京，每一个红色会议的桌子上都摆放着茶杯。从1921年到2021年，100年峥嵘岁月走过来，茶、话、会，融入了更深的革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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