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

始于北宋，盛于明清

而紫砂陶刻，就在这时出现

将紫砂泥制成坯后，在坯体上进行字画的刻绘来抒发意境。由于紫砂陶坯具有良好的可塑性，故易于雕刻。不论是草、隶、篆、魏碑、汉瓦、钟鼎铭文等各种书体；亦或是花卉、虫鸟、山水、人物等国画白描，皆可汇集国粹、文学、书法、绘画、金石于一体。

宜兴的紫砂陶刻是以“刀”代“笔”，以“刻刀”为主要工具，表现手法的紫砂装饰，具有紫砂特定的材质、工具、技法、审美取向和表现内容的独特风格特征。

陶刻的装饰方法一般可分为清刻、沙地刻、阳刻、阴刻、着色刻五种。根据不同的器型，采用以上不同的方法加以装饰，恰到好刻画，它需要有联系，不能让欣赏者感觉是牵处。陶刻的基础是书法，线条的力度就是书法的生命。在各类紫砂器型上刻字刻画，不是简单的书写强附或者空穴来风，需要让作品和陶刻装饰融为一体，给欣赏者以视觉和触觉的双重感受。

“刻字先生”是紫砂业内对陶刻艺人的尊称。在清末民初时期，陶刻艺人多数是宜兴当地的书画金石家，他们受聘于陶器工场或商号，在砂壶上镌刻书画。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在紫砂行业中的地位也比较高，所以称"先生"。

明代时期，供春、时大彬等名家制器都刻有作者的姓名和制作时间，只是大多刻在了壶“底”、壶盖“子口”或“把下”等不显眼处。随着紫砂的兴盛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为了追求书法艺术和铭刻趣味，不仅是制壶者落款题词于壶上，还吸引了不少精于品壶的书画家、金石家及其他文人墨客纷纷介入了紫砂创作。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作出巨大贡献的，当属清代嘉、道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他和杨彭年、邵二泉合作的“曼生十八式”，由曼生题诗作款雕刻故称之为“曼生壶”。陶刻则以铭文为主，加入文学艺术，书法布局，整体表现不拘一格，镌刻的刀法和壶形，壶名相映成趣，特别是其铭文，突显了文人的雅趣和儒家思想的精神，是陶刻艺术上一次质的升华。也因此而流传下一句佳话：“壶随字贵，字随壶传”。

△《曼生十八式》

△赵丽娟《曼生井栏》

从此，由曼生倡行的学者文人、制壶艺人的合作发展广大，陶艺结合也更添光彩，从而形成了专业的陶刻艺人。

其中一代陶刻大师任淦庭，声名远扬。任淦庭出身书香世家，15岁师从金石书画家卢兰芳，艺成后任吴德盛公司技师，雕刻作画谋生。吴德盛公司制品上的“陶”或“企陶”落款多为任淦庭所刻。他一生酷爱书画陶刻，上承清末宜兴书画名师卢兰芳、韩泰、邵云如，下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沈汉生、毛国强、咸仲英、邵新和，实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

△任淦庭《粉段泥花脚帽筒》

△任淦庭《柿子大壶》

△鲍志强《乐人石瓢》

任淦庭书画笔力苍劲，挥洒自如，正草隶篆各具风格，陶刻刀锋灵活，运作纯熟，简约得体，自成章法。而且他还能左右手同时书画雕刻，功夫独到，不愧是我国紫砂陶刻界近现代的大师巨匠。其传器有大柿壶、木瓜壶、腊梅喜鹊瓶等。

陶刻书法的艺术价值除了陶制品本身的制作工艺水准，更取决于作者的书法造诣。作者书法水准高，那么这件陶刻作品就成功了一大半。

1948年顾景舟款的《大石瓢》紫砂壶以2450万元落槌，最终成交价达到2817.5万元，创下顾景舟单把紫砂壶最高纪录。

关注紫砂拍卖行情的藏家或还记得，2010年5月16日，同样由紫砂大师顾景舟所作的一把石瓢壶，在中国嘉德以1232万元被拍出，创下当时宜兴紫砂器拍卖单价的历史之最。

事实上，这两把壶都出自1948年顾景舟与沪上画家戴相明、江寒汀、唐云、吴湖帆共同合作的作品。动辄千万元以上的天价成交纪录，则一再印证陶刻与紫砂壶在艺术上的完美共振，是引发资本狂热追捧的关键。

△顾景舟《大石瓢壶》

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紫砂的传统样式，刻绘艺术的兴起也使得人们在紫砂艺术创作上有了新的理念。“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少紫砂作品正因为有了刻绘的装饰才引起了壶友的喜爱与珍藏。紫砂刻绘艺术不仅使紫砂作品增添了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进一步体现了它的历史价值。由于紫砂陶质的不朽性，其作品可以成为流芳百世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