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装饰艺术发展到了又一艺术巅峰。手工工场的出现令分工日趋细密，技艺逐渐完善，至清末鼎蜀一带出现“家家做坯，户户务陶”的繁荣景象。清代的紫砂在选料、配色、造型、烧制、题材、纹饰、工具各方面均优于明代。

陈鸣远 束竹壶

陈鸣远字鸣远，号鹤峰，又号石霞山人，壶隐，清康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他是清朝初期的紫砂壶大师，出生于紫砂壶世家，祖籍江苏宜兴。其作品极具文化和艺术价值，被紫砂壶界视为经典。“构思之脱俗，设色之巧妙，制作技艺之娴熟，大大超越前人。”

清朝初期，几何形器非常流行，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技巧精湛、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其中佼佼者，与时大彬并称，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争鸣远碟”之誉。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

陈鸣远制题句 四足方执壶

上海博物馆藏

以陈鸣远为代表，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线条清晰，轮廊明显，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款识书法雅健，作品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深受时人喜爱。至今被视为珍藏。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其艺术超尘脱俗，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陈鸣远开创发扬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助饮茶兴，益人兴致，把壶艺、茶趣融为一体，极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鸣远 瓜形壶

南京博物院藏

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 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 ，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 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杨彭年 笠帽壶

邵大亨 鱼化龙

清中叶以后，文化参与紫砂壶的制作，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可交替运用书法、诗画、篆刻、雕塑、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绞泥、掺砂、磨光等技法，因器而异，变化丰富。文人参与制壶，是清代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给壶艺发展以极大的推进。

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爱好紫砂壶，精于书法、绘画、篆刻，亦属名家。为振兴陶业，手绘十八种壶式，即曼生十八式，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吴月亭等帮忙制壶，又邀文人好友为之绘画、刻文，世称“曼生壶”款“阿曼陀室”。使得紫砂壶成为高雅的陶艺作品。这个时期在壶身题款成为风尚。由艺人杨彭年制作、名家书刻铭文，风格古雅简洁，这类壶的壶底、壶盖、壶身常留下定制者、制作者、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宜兴紫砂壶“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由此而盛。

杨彭年款紫砂描金山水诗句壶

故宫博物院藏

陈曼生紫砂竹节壶

上海博物馆藏

陈曼生 曼生石瓢壶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太平天国之乱，对紫砂行业冲击的是最强烈的，直接导致人才的断层。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 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末在上海等地广有紫砂商号，开启了紫砂商品化的序幕。因为巨大的需求量，在上海的一些商号运作之下，仿制了许多明清老壶。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厂，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 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 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进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 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