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茶叶产地，集中在安徽、浙江、湖南、四川，以及福建、云南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除满足当地消费外，主要外销到北方诸省、市及边地。

向外地销售的任务，大多由三类商人来完成：

一是安徽、福建商人。以经营安徽祁门红茶、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茶叶行销四方；

二是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以经营边茶为主，茶叶行销康藏；

三是晋商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尤以晋商实力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当时全国实行茶行制度，这些茶商具有一定的专利权，因此利润丰厚，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

徽商自唐宋两朝，就有经营茶叶的传统，他们让茶成为几大行业（盐、碘、茶、木、粮、布等）中非常重要的一行。

在西北茶叶贸易中，徽商虽然竞争不过山陕商人，但他们却牢牢控制了北京、天津、山东、河北、东北等地的茶叶贸易。徽商借助低成本的水运之便，将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使自己在北方茶叶市场的残酷竞争中处于优势。

从18世纪起，很多徽商改由海路运输茶叶，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可缩短运输时间。他们先将茶叶运至上海，然后雇佣轮船将大批茶叶集中运至青岛、烟台、天津、营口等处，再分销各地。徽商北运茶叶规模很大，以满足北方茶叶消费的快速增长。

茶马古道文物

嘉庆时，一艘为徽商运茶的轮船在返途中遭遇飓风，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船上人称：去年（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十六日，徽州茶商冯有达雇佣他们的轮船，在上海吴淞口装入茶叶835包，八月一日运至天津。

当时内销茶多用篓袋包装，每篓重量多在60斤左右。可知冯有达一次运茶即达5万斤左右，规模非常大。

在嘉庆末道光初，政府虽然一度曾经禁止海运，但因为北方茶叶需求持续增长，而运河运输能力有限，陆路运输成本又太高，所以这项禁令不久便被取消。

道光五年（1825）上谕称：“江省江海关向准茶叶出口，运往北省销售……凡北赴山东、天津、奉天等处茶船，仍准其纳税放行。”海路运茶一事竟然引起道光皇帝的关注，可见茶叶在京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重要性，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日用消费品了。

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对茶叶的需求更是不断增加，上至宫室皇帝，下至里巷平民，茶叶都成为其生活中的必需品。

比如乾隆皇帝喜欢饮龙井新茶，“高宗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诗纪之。茶宴日即赐此茶。”慈禧太后则喜欢以金银花泡茶，“孝钦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

北京城区不仅茶行很多，而且茶馆林立，每年的消费量都很大。北方人喜欢花茶，花茶在北方各地的销路非常好，因此徽商销往北方的茶叶，一般都先在南方（主要在福建）窖制成珠兰、茉莉等各种花茶，然后再从海路运至北方。

茉莉花茶

同治年间，歙县人吴景隆在苏州开设“吴世美”茶店，信誉极好。他不仅在当地销售和批发，而且还窖制花茶销往北方，每年行销量达30—40万斤。

另一歙县人吴炽甫，也专门从事茶叶内销。他在徽州、杭州等地收购毛茶，运至福建，在自己开设的“同德”茶厂中窖制花茶，然后由海路北运，行销于直隶、山东及东北等地。

他在北方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茶庄、茶店经营零售业务，如在北京就设有“存瑞”、“聚星”、“源成”、“德润”、“肇祥”字号，在张家口、宣化分别开设了“德祥”等字号。他经营茶叶的资本多达200万元，号称歙县南门首富。

江南尤其是在江苏、浙江两省，徽州茶商最为活跃，这首先是得益于地理之便以及经济上的相对发达。

安徽徽商馆

浙江与徽州水陆相连，交通极为便利，自屯溪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可将茶叶直接运抵杭州；在杭州转运河，北运至苏州，或经上海港转海运，然后再分别销售至全国各地。

在苏浙两省的茶叶经销中，徽州茶商实力最强，行号最多。从清朝至民国，这种格局没有变化。除了北方及沿海地区，徽州茶商的势力还延伸到了内地甚至边远地区。

徽商主要经营着华北、华东及华中等部分茶叶市场，晋商则主要经营着西北部及北方的大部分市场。茶叶贸易对晋商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大晋商都或多或少与茶叶贸易有关。

茶马贸易虽然在乾隆年间就基本停止了，但西北茶叶贸易却并未停止。到乾隆末年，兰州成为西北茶市中心，晋商扮演了重要角色。

山西乔家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