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文化与旅游部正式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这份名单的出炉，让茶界兴奋不已。

对于卖茶商家来说，则敏锐地嗅到了巨大商机：制茶师评上国家级“非遗”，不仅意味着制茶技艺被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他们做的茶更有“价值”——茶随人贵，价随茶高。尤其是随着当前人们日益注重个性化消费，从县（市、区）、市、省到国家各级“非遗”传承人，动辄被包装成“茶师”，他们的茶则成“大师茶”，售价自然不菲。

在茶价混乱不堪的大环境下，“非遗”的招牌，似乎也是一个标准。

只要有此称号，便能C位出道，身价倍增。 严格来说，在现今的市场中并没有任何机构评选过“非遗大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评选的一直都是“非遗传承人”，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四个级别。

所谓“非遗大师”不是评选出来的固定称号，只是在宣传、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词语，大概是把“非遗传承人”和“制茶大师”的称号合并一体。

这并非咬文嚼字，毕竟如今“大师”一词会比“非遗传承人”这几个字来得更加吸睛和吸金，只要有这个字眼，就能成为焦点。比如《走近武夷岩茶非遗大师，探寻顶级“牛肉”的秘密》、《买得起不一定买得到！8位岩茶非遗大师代表茶品到底有多贵？》……字里行间逼格满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有条文，但老外的表述比较拗口、难理解，如果按国家文化部的解释，应当是“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

这里的“表现形式”有口头传唱（说）、表演、制作技艺等；“文化空间”则是指各种传统的民间大型活动，如庙会、节日等。它既要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又具有传承的特点，还要有较大的影响，且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

像我们大红袍的传统手工制作工艺，历史悠久、技艺高超，称得上是制茶技艺里程碑的巅峰。它是武夷山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用这种技艺制出的部分发酵茶（俗称“半发酵”）的岩茶，即乌龙茶，其香清、味醇、性中和，当是茶中佳品。因此，大红袍长期以来就被列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茶，作为消费品来说，本质上的品饮价值是固定的，不会因为谁做的茶就更健康，对身体更有益。但传承人的茶，经过聚焦后，增加了成倍的附属价值，价格堪比收藏品。

在各种幕后推手的营销手段轰炸下（比如八大大师的“小罐茶”，比如阵容浩大的“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技艺制茶大会”，比如劲吹的“山场风”和疯狂的“牛肉”热），“非遗大师”的称号大行其道，以大师之名运作高价茶，用价格来表示真正的价值。

经此一战，茶叶的价值和市场是被挖掘了，但茶价深深深几许？

天价茶频现，市场乱象丛生。

茶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收获着丰厚的物质上回报。铺天盖地的宣传让他们风生水起，让他们不再为卖茶而发愁。但对多个勤勤恳恳的茶农茶厂手里，多的还是卖不出去的囤货。

但这到底是少数人的狂欢，还是整个产业的兴旺？

“品牌”是非遗企业生死攸关的话题。

而相较于其他的非遗项目，茶叶产业化程度比较高。

叶启桐说，“手工制茶投入太大，回报不足，很难留住人。”

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方法是机械制作与手工制作同时存在，手工制作走高档艺术品路线，机械制作的茶叶作为一般商品销售。但现实情况却是，品牌并没有树立起来，各种打着非遗旗号的批量生产产品挤占了市场。

“市场一旦走向混乱，做砸了武夷岩茶这块‘招牌’，那对整个武夷山茶产业来说，将是毁灭性的伤害。”吴宗燕说。

“传承人”原本只是一种称谓，但由于当前社会对类似头衔的追捧，加上金钱资本的涌动，“传承人”头衔直接提高了艺人作品的市场价格，扰乱市场秩序。

因此，茶行业“非遗”也亟待建立健全“退出机制”，从而更好地保护与传承“非遗”。

业内人士指出：“非遗”传承人的评选和管理应是动态的。传承人如果不再有代表性，不能起到带头展示和宣传的作用，就应被取消资格。如果有人符合传承条件，就应该被补到传承人名录中。

换言之，如同选拔人才一样，“非遗”传承人也应是任人唯才。

也许，传承人“有进有出”，才能是对“非遗”文化最大的尊重，多姿多彩的“非遗”文化才能生生不息，让手艺留得住，乡愁记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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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你想知，务必告知，我若所知，知无不言，我所不知，查尽史料，为卿解之。

常说茶文，同讲盏史，偶看山水，引经据典，多为编整，请勿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