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内忧外患加剧，战乱连连，灾荒不断，而东南亚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种植、采矿等传统产业和铁路、航运、制造等新兴产业均获得发展，急需熟练劳工，于是，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下南洋”的风潮再起。
▲众多苦力挤在一条运输船上“下南洋”情景的描绘图。（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收藏） 苏爱清翻拍
据《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记载，1920年至1940年间，两广地区前往南洋的移民超过300万人。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延伸线的输出再次得到强化，1937年编修的《广西特产物品志略》称，“在苍梧之最大出品，且为特产者，首推六堡茶……每年出口者，产额在60万斤以上”。
茶船古道线路图
战火阻断茶船道
1918年至1940年间，虽然六堡茶向东南亚的输出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是，输出线路却出现了调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属东南亚殖民地使用的华工结构发生变化：管理模式的成熟和技能型华工增多，让英属殖民地种植业对华工的需求量大幅减少；马来半岛的锡矿区持续开发，对于华工的需求则有增无减。
《马来亚开发史》一书称，这一时期，原本集中在加里曼丹岛上种植园里的华工，逐渐转移到印尼其他地区的种植园及马来半岛的锡矿区。华工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六堡茶在当地的消费，茶船古道面向古晋、山打根、坤甸等加里曼丹岛种植业集中区的延伸线路不断弱化。
▲20世纪初期，苦力在新加坡码头上挑货上岸。（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收藏）苏爱清翻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改写了六堡茶向东南亚的输出线路。
日军侵入东南亚后，对华人阶层实施打压政策，尤其是在种植业领域，大量使用当地工人，许多华工被驱逐，不得不回流中国，茶船古道面向加里曼丹岛，以及印尼的爪哇、棉兰等种植业集中区的延伸线路因此基本中断。
同时，由于日军切断运输线路，六堡茶对东南亚其他地区的输出也陷入低潮。1945年修撰的《广西农业通讯》称，“抗日战争时（六堡茶）外销日减，每年平均产茶1500担（75吨）左右”。六堡茶产量如此之低，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量自然就更少了。
▲解放前，航行于广州——梧州线的“花尾渡”停泊在广州长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且主要集中在城建与采矿领域，在茶船古道面向加里曼丹和印尼棉兰地区的延伸线上，销售盛况再也无法重现。
新中国成立后，“下南洋”风潮彻底画上句号。不过，六堡茶已经随着茶船古道海外延伸线的输出，遍布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国茶讯》称“尤其是南洋一带的矿工，酷爱饮用六堡茶”。
▲爱喝六堡茶的南洋工人
时局变化线路改
进入1950年以后，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实施封锁，茶船古道海外延伸线的始发点集中到了香港，线路也基本固定为香港至新加坡，然后再中转往东南亚各地。
从香港运输六堡茶的货船到达新加坡后，一部分在丹戎巴葛码头卸货上岸，以满足新加坡当地的需求，或通过公路从新加坡运到吉隆坡等地；一部分则由新加坡南下到印尼的雅加达港中转，再发往邦加、勿里洞等锡矿区，以及爪哇岛上的华人聚居区。
居住于印尼雅加达的华人张忠生，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印尼经营物流业。他回忆说，以前，印尼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全部由香港装船起运，货船航行10天至15天才能到达新加坡，在新加坡稍作取水补给后再起航，至少又要15天到20天才能到达雅加达。
除了南向的线路外，在新加坡中转的货船遇上合适的船期，还会西向直航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等海港卸货上岸，然后从公路运到吉隆坡、怡保等地。
▲槟城旧码头昔日的场景 苏爱清翻拍
裕生隆有限公司是马六甲规模较大的日杂百货经营企业，经销六堡茶的历史至少有60年了。以前，这个公司进口的六堡茶从香港发运后，基本上是通过新加坡运到马六甲港口。公司董事经理邓信孝至今仍记得以前茶叶进口的许多细节，他说：“早期通讯不发达，供货商组织货源较麻烦，再加上茶叶要辗转多地运输，我们确认订单后，一般要一两个月才会收到货。”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经济复苏，东南亚的锡矿开发再次进入高潮，大量华工又汇集到马来西亚的怡保、吉隆坡，以及印尼的邦加岛、勿里洞岛等矿区。这些区域对六堡茶的需求量大增，茶船古道面向这些区域的延伸线得到了强化。
据《广西通志·供销合作社志》记载，1956年，梧州收购用于出口的六堡茶达到3120吨，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出口到了东南亚的矿区。
可惜，时世逆转，进入60年代中期后，印尼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的作人阶层陆续出现文化断层，生活方式逐步西化和本地化，茶船古道向印尼各地的延伸线路因此中断，直至如今也未能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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