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

都说“一片叶千夜话，相信这句话喜欢喝茶的茶友一定都知道。茶叶的作为中国国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扮演很重要角色。

第四期，唐代茶会、茶宴日渐流行，文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在宴会上施展自己的才华，给唐代诗文留下最美篇章，同时也记录了文人饮茶、咏茶的历史痕迹，给茶也赋予了文化的美韵，茶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竹曳山林响，风催石巷更。

难眠春雨夜，煮茗听蛙声。

盛唐时王昌龄曾有诗记在天宫寺与诸公茶集，到中晚唐，茶会、茶宴这类文士雅集已日渐流行。大历八年（773)至十二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集聚文士续编《韵海镜源》，其间常邀众文士品茶赋诗，联句唱和，前后共聚集皎然、陆羽、李萼、萧存、陆士修、皇甫曾、耿湋等95位文士，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诗人群，茶会、茶宴是他们常有的聚会活动形式，诗作很多，咏茶联句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竹山连句潘氏堂》等。

在浙东越州，大历年间同样聚集起以浙东观察使行军司马鲍防为首的一群唱和诗人，他们多次举办茶宴联句唱和，有《云门寺小溪茶宴联句》《松花坛茶宴联句》等。此外，刘长卿、杜甫、李嘉祐、钱起、韦应物、武元衡、鲍君徽、白居易、吕温、李郢、陆龟蒙等中晚唐诗人，都有邀友或应赴茶会、茶宴留下的诗作。

唐代茶宴的特点，一是倡导以茶代酒。自王羲之兰亭“曲水流觞”雅集以后，文士常有诗酒雅集。中晚唐饮茶流行，诗人们感受到了诗与茶的契合，倡导以茶代酒的茶宴。“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诗有句“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又《与赵莒茶宴》中：“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榴花”“流霞”是美酒的雅称，在诗人笔下皆不及“绿茗”“紫茶”。吕温《三月三日茶晏序》云：“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二是以诗佐茶。

唐代是诗的年代，茶宴便是品茶吟咏的诗会。在中晚唐诗人记吟茶宴的诗作中几乎见不到有佐茶食物，宴席之上唯有茶与诗。“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皎然句），席上戏玩传花饮，为茶带来逸乐生气，又让诗风流清雅。茶宴多设在自然山水或庭园中：“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遂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吕温语）自然风物的游赏，茶与诗的品味，洗涤身心的尘劳，消弭心灵深处的惊悸与不安。

唐时宫廷也有茶宴。晚唐诗人李郢写有记述湖州顾渚山贡茶院的《茶山贡焙歌》，中有“····十日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德宗朝宫女鲍君徽有《东亭茶宴》：“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描述宫中日常宴坐品茶。从这些诗的记述看，唐代宫中设茶宴晚于代宗大历五年（770)顾渚设贡茶院。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发现僖宗于咸通十五年（874)礼奉佛祖的官廷茶器，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还有琉璃茶碗及托子等，曾是僖宗御用之物。材质贵重，型制精美，器用完备，表明宫廷茶宴的庄重礼仪和豪华气派。

白居易有《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这是一种公务性质的茶宴。每年春茶时节，湖，常两州刺史会到顾渚山贡茶院，督办贡茶，例有茶山境会。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白居易从杭州迁任苏州刺史，此时任湖州刺史的是白居易同年应试的崔玄亮，常州刺史贾餗也是与白居易同年应试。此时白居易却因坠马伤腰正在治疗，不能亲临茶宴，诗云：“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茶宴中有歌舞演出和新茶斗试。

唐代还有一种祭祀茶宴。清朱彝尊《金石跋尾》记：“唐张嘉贞、任要、韦洪、公孙杲四诗，俱刻于岱岳观碑侧，而编《岱史》者不录。任、韦、公孙三人，新旧《唐书》无考。任又题名云：“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顶，宿。其年十二月甘一立春，再来致祭，茶宴于兹。盖唐时祭毕，犹不用酒，故宴以茶也。”这是在祭祀泰山后所举行的茶宴。

皎然晚年居苕溪草堂，贞元（785-804）初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时崔石正任湖州刺史。诗咏茶之功：“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茶道”一说，源出于此。皎然赞誉茶为“破烦恼”的“清高之物”，饮者从中“得道”，即是能达到一种不为外物所扰的精神自由。皎然在贞元五年成书的《诗式·序》中也论述到“道”：“贞元初，予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每相谓曰：世事喧喧，非禅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若孤松片云，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皎然另有《饮茶歌送郑容》，有句：“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饮茶而神清，禅坐而至静，“破烦恼”“荡忧栗”，不使外物扰我真性。这就是皎然感悟到的茶道。皎然把形而下物质的茶与形而上精神的“道”关联起来，其价值与陆羽把茶书著述称为“经”一样，振聋发聩，意义非凡。皎然说“三饮便得道”，从茶中得道，关键在饮茶的人，要有“禅者之意”，能“与松云为侣”。

茶道，与前述茶宴、茶诗三者紧密相连，互相融合。茶宴，是喝茶品茗的一种生活方式，诗人在饮茶（包括茶宴）中，得以悠闲，闲中得诗境。所谓“竹下忘言对紫芽”（钱起句）、“坐久此中无限兴”（鲍君徽句）。正是这种诗境、诗心，道出了世间事理、人生本真，如白居易诗云：“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唐代许多诗人在诗中表达了他们的哲理思维。

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诗云：“到此机事遣，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云：“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更有因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而得“亚圣”之尊的卢仝，他诗中的七碗茶，分有形与无形，有形之饮，不过满腹，传玩之味，淡而幽，永而适，忘焉仙也，怡焉清也。

从唐文人的诗句中，可以体现出唐朝的茶文化、茶艺。同时也能看出古人饮茶的雅，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聊罢，且吃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