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著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来所说的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即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应指后世所说的“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也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我们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著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

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我们来看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茶”的初期形态。

普洱茶的来历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参考《普洱建置历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一书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