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见诸记载。《僮约》中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的内容。前一句反映了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里，还出现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后面的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一定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秦汉至西晋时期，既是巴蜀茶业昌盛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由于巴蜀茶叶种植和生产技术的广泛传播，茶叶生产和茶饮在神州迅速普及，各种茶事和茶叶美学内涵也引起了当时文学家的注意，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少的反映。如《世说新语》、《神异记》、《异苑》中有关茶的描述，还有如左思的《娇女诗》，杜育的《荈赋》，杨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都从各个方面对茶饮、茶事进行了描述,从而提高了茶饮在文化上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