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寡廉鲜耻，愚蠢至极。
忽然想到一句“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一句，这是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
评论员文章真的以为“写诗是野蛮的”，面对一个浮于表面的哲学意义，他游刃有余地谈论着这一切。
疫情之下，被这样的“奥斯维辛”论“震撼”得目瞪口呆。
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它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鼓励介入文学的冲动，以文照人，唤醒人性。
鲁迅先生早就看穿了一切。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套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然文学与艺术本身就是创造“美好”的。阿多诺的哲学在一个评论员的笔下“变种”，美好的彻底流亡为“奸恶”。
把“新型冠状肺炎”比作纳粹的奥斯维辛，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级黑？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圣人孔夫子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此文也正好印证了叔本华所说的：“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智力方面定下了巨大差别，但社会对这些差别视而不见，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社会地位和等级所造成的人为的差别取代了大自然定下的差别，前者通常和后者背道而驰。”
不将视角投向硝烟滚滚的战场与子同裳，遑论风月加油，《长江日报》有何颜面面对共饮一江水的武汉父老？
一月以来，疫情蔓延，举国倾力，众志成城，华夏四境，国人涓流汇海，驰援武汉，决心攻坚克难，战胜疫情。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武汉加油！”援声四起，感天动地。勿须菲薄这样的声音，它们直接、有力，雅俗共知，吐露着每一颗爱国心最迫切的愿望。
其实，身在疫情之下，中国民众的“武汉加油！”同日本友人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光”一样，都流露着人性的爱和善意，本无贵贱。但不得不承认，放眼历史文化，它们确确实实存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高低。
日本友人捐赠的医疗物资上印上的是诸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唐代诗人王昌龄《送柴侍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征记》（记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故事）），“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诗经·秦风·无衣》），“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自撰诗）等等“温柔敦厚”的雅言，这实质就是一种文化融合与交流。
这原本属于我们的文明，却在别人的手中闪光。
乔治·奥威尔曾说：“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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