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金元以后由于运河与海漕的需要而形成的，近代以来是北方的重要工商都会。其地虽近京师，也学习了北京茶馆文化的一些内容，但主要特点还是服务于工商和一般市民的需要。天津茶馆也叫茶楼、茶社，除正式茶馆外，集体饮茶之地在旧中国还有澡堂、妓院、饭庄、茶摊。
喝点茶水、嗑嗑瓜子、吃点萝卜，听听相声，这是天津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生活。这一幕幕几乎每一天都在天津的各大茶楼（茶馆）上演，这延续了上百年的习惯逐渐在这座中西合璧的城市演变成文化，并成为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天津的茶楼从清道光年间出现以来，虽中间经历波折，但依旧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并在大历史的洗礼中留下了很多鲜活的内容，它的历史也记录着中国近代戏剧、曲艺在天津的发展史，并且能成为天津百姓情有独钟的文化空间，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天津早期的茶园出现于清道光年间，但当时的茶园比较原始、简陋，随着戏剧在天津的日益兴盛，光绪初年，便有了诸多设备比较完善的茶园。其中，以东马路袜子胡同的“庆芳茶园”、侯家后北口路西的“协盛茶园”、北大关金华桥南的“袭胜茶园”和北门里元升园的“金声茶园”最为有名，当时的天津报刊称之为“津门四大茶园”。
民国时期茶楼、戏园混为一体。天津的茶楼文化在民国时期达到顶峰，20世纪30年代前后，天津的京剧演出空前繁荣，几乎当时所有的京剧名角都在天津演出过。为此，天津又修建了几座专门演京剧的戏院，以“天华景戏院”、“中国大戏院”最为著名。与外地戏院不同的是，天津的戏院和茶楼几乎融为一体，看戏要钱，茶水只送不卖。慢慢地，各个茶楼又发展为拥有独特的剧种，分别演出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等。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茶楼文化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改革开放之后，曲艺开始再次绽放自己的活力，但是受电视这一新兴事物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影响，茶楼文化逐渐和曲艺渐行渐远，很多茶馆由于入不敷出，不得不增加副业以支撑日常的开支，很多曾经的撂地艺人也活得非常艰难。进入21世纪，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精神领域有了更高的追求，加上曲艺与茶楼的结合再次展现出非凡的魅力，天津百姓开始重新走进茶楼，听相声、品京剧，茶楼文化就像一个轮回一样，又回来了。
天津茶馆经常出现满坑满谷的画面
天津人对于茶楼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在茶馆中听相声度过的。因此，广泛的群众基础是茶楼文化能在天津扎根并得以延续的关键。同时，天津观众对曲艺的挑剔全国闻名，梨园行里“北京学成，天津走红”的说法，就是指想要走红的演员必须在天津走一红，接受这里观众的检验才算合格。此前，著名演员郭德纲在未成名之前就经常在天津的相声园子里演出，据说那时他就有返场多次的表现。
此外，天津观众对于新艺术形式的包容度和接纳度也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民国时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曾在天津演出新编曲目《天女散花》，该剧无论是服饰还是唱腔，都对传统的京剧表演形式提出了挑战，但是其艺术表现力还是征服了天津观众，照样赢了满堂彩。可以说，天津茶楼与全国其他地方茶楼最大的区别就是天津观众。
天津茶楼里的故事？
马连良先生被飞茶壶在天津的茶楼、戏园里，很多大腕儿都栽过跟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马连良被飞茶壶”。当时上世纪30年代，全国闻名的马连良先生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八大锤》，其中有一出“王佐断臂”，马先生扮演王佐。戏中，王佐断的应该是左臂，但是演出过程中，马先生却不小心将左臂摇了一摇。“苛刻”的天津观众看出了端倪，瞬间喝起了倒彩，一个茶壶飞了上去。马连良先生顿感脸上无光，鞠躬道歉，并提出退票。直到几年之后，马先生重回天津，又演了一出《八大锤》，才重新弥补了当年的尴尬。
梅兰芳先生的大善之举，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也与天津有不少不解之缘。在天津的茶楼、戏园中，天津观众多次见证了梅先生的大善之举。1922年，天津南善堂为筹集款项，在天福舞台(今滨江道康乐饮食店址)举办义演，刚刚从香港演出归来的梅兰芳与杨小楼等人合作，连续演出3天。1926年，天津八善堂为修筑天津大红桥堤坝筹集善款，梅先生再次应邀前来。这当中最著名的当属1936年在中国大戏院与程砚秋合作举行冬赈义演。当时，梅先生42岁，正值艺术巅峰期，唱念做打俱佳，扮相雍容华贵，从10月17日至11月14日共演出29场，演毕离开津城时，火车站月台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
目前，天津市区大约有几十家茶楼（茶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传统艺术回归茶楼的逐渐认可，它们又再次繁荣起来。这种有百年历史的文化历经沧桑，重新在津城上生长出新的枝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