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清淡之性与禅林的疏朗之风有相近之处。茶与禅的关系至少可以从生理学上得到解释：修行人重视坐禅修定，长时间的打坐，使人昏沉疲倦，四肢麻木。为了调济精神、补充营养，又不致违犯戒条，茶水自然成为僧侣们最合适的饮料。

僧侣饮茶之风可上溯到东晋时期，《晋书·艺术传》载，后赵昭德寺的道开禅师昼夜不卧，除日服数枚药丸外，“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叶与果汁、香料配合制成的饮料，相当于如今的“天然营养液”。

禅茶之风到唐朝尤盛，陆羽《茶经》中记载的“煎茶法”即源于禅林中。而僧人之间交往酬答，也大抵清茶一杯，参玄论道。所谓“青云名士时相访，茶煮西峰瀑布冰”，可视为茶道的雏形。

饮茶在禅林中成为固定的制度，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当时禅寺皆设有“茶堂”，并有“茶头”专管烧茶;寺中按时击“茶鼓”召集僧众饮茶。出家人最讲究慈悲与施舍，广结善缘，所以他们常以上等茶供佛，中等茶待客，而僧人自己却只饮些下等“土茶”。

但茶禅的主要功能在于养生。《神农本草经》认为“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惰、轻身明目;宋代学者钱易的《南部新书》记：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东都有一僧人年120岁，唐宣宗李忱甚感奇怪，问僧人服什么药而能长寿。其僧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代的日本僧人荣西从中国引进了禅寺的饮茶方法，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是饮茶养生学的第一部专著，另一位日僧珠光访华时，就学于克勤禅师，珠光学成回国，克勤禅师特意作书相赠，书曰：“茶禅一味”。

茶本是无情物，却因饮者的学养、操守与品位而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因物赋情，传情见色，便是茶道艺术的真谛。古代有一首《茶诗》云：“虽是草木中人，乐为大众献身。不惜赴汤蹈火，欲振万民精神。”即把自然界的普通植物升华出一种志存高远的哲学境界，实现了由实用到审美的精神嬗变。

如日本茶道鼻祖绍鸥说：“放茶具的手，要有和爱人别离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茶道中称为“残心”、“茶心”，即品茶时一个简单的动作、表情也需具备深沉的思绪与情感，渐渐地生发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味道，抵达一种形而上的境界，方算是懂茶的人。

茶道唯情，禅道唯心，这是根本的区别;所以相对于禅宗的“戒、定、慧、缘”而确立了茶道的“和、敬、清、寂”四大要旨，在出世的精神中融铸着高尚而通脱的世俗道德——为人平和、处世恭敬、品质清洁、身心寂静。这种修身养性的境界与传统的儒、道、释的宗教价值观殊途同归。

以茶心观照世相，由茶情推及人情，是一种才情与智慧的表现。“茶褐园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李觏《送黄承伯》诗)，洋溢着超拔的才情;“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苏轼《汲江煎茶》诗)，蕴藉着深邃的哲理。因此有人断言：酒是诗，而茶近乎哲学——不置一词而心有灵犀，空杯在握却如揽兵戈风云。

《景德传灯录》载，僧侣问雪峰义存禅师：“古人道，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未审将甚么对?’’禅师答曰：“吃茶去。”又有僧问保福从展禅师：“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么生?”从展禅师干脆举起茶盏，以无言作答，此举“灵犀一点，化通万象”，是心灵深处的谐振，非常规可以理喻。试想：于风雨飘摇的午后，坐在古老的瓦屋纸窗下，升一盏红泥小炉，温茶在握，悠然自得地听着梧桐滴雨的天籁，这大概就是“赵州茶熟人人醉，卧听空林木叶飞”的那种美妙境界罢!

一部茶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缩影。文道寓于茶道，茶风载以国风，自古及今概莫能外。我国茶史可追溯到神农氏时期，茶风源于蜀地，起初作为药用，唐代开始人工栽培，并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茶叶种植、品类、采制与饮用的专著《茶经》，后来又被译成多种文字远播异域，作者陆羽也被后世誉为“茶圣”。公元五世纪，茶叶开始传入国外，据考证，英语中Tea一词即来自福建话“茶”的变音;东非产茶大国肯尼亚的斯瓦希利语中的Chai(茶叶)一词则是广东话“茶”的变音。

茶文化在宗教发展史上也留下许多佳话。如唐代的日本高僧最澄、空海两位禅师访华留学，回国时带回了中国的茶种和茶具，在寺院栽植茶树;宋代日僧荣西从中国引进了禅寺的饮茶方法，并创作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可以视为日本茶道的经典。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茶素以香高味醇、形美耐冲而著称于世，产量高、品种多，目前我国已作为世界茶叶生产、出口大国而雄踞世界茶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