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梦回唐朝，那时正是中国茶叶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朝强大的经济实力造就了“开元盛世”；儒家、道家、佛家和各种文化艺术高度发展引领了茶文化的兴起；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诗人文豪如李白、白居易、杜牧、颜真卿等共同铸就的饮茶风气；名茶盛行一时，《茶经》典籍诞生...... 这些都成就了中国茶叶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唐代樊綽的《云南志》也就是《蛮书》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简单描述了茶的产地、加工工艺和品饮方式。那么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呢？

唐代时银生府属于南诏国管辖的一个区域，整个南诏国很多地方都产茶。若如《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可认为当时对茶叶的加工并无特定的工艺，而采用的是蒸青绿茶方式制作。蒙舍蛮是如今大理市巍山一带，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彝族，他们将茶作为药用和食用，以椒、姜和桂一起烹煮的方式借鉴的是中医治疗伤寒的理念。

樊綽所在的唐朝与南诏一直战争状态，他为何会写《蛮书》，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二战时美国高层人士预料到有朝一日美日会开战，但日本是怎样的民族他们并不了解。于是他们先派去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做详细的人类学调研并写了《菊与剑》一书，此后再派资本家去研究解日本的经济，最后上场的才是军队。这是资本主义殖民者惯用的方法，同样可以套用在唐朝。《蛮书》是樊綽写给他的上级蔡袭作为了解南诏国的山川、地理、经济、军事、人文风俗的参考书籍。遗憾的是樊綽并没有亲自到过云南，而是凭借翻阅资料和道听途说写成了《蛮书》。

有些学者认为银生城管辖着如今的大理、西双版纳、临沧和普洱市；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银生城诸界只包括景东、景谷、南涧和巍山这一带。云南的少数民族众多，其中白濮这个支系的人民非常善于制茶。彝族（蒙舍蛮）不能代表濮人的祖先，也不能因为这一个民族不善做茶就否定了云南的制茶工艺。

清代学者阮福著有《普洱茶记》，文中写到“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阮福是当时云贵总都阮元的儿子，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从容地考证了很多文章，最终写成了《普洱茶记》。“西蕃”指西藏，“普茶”即普洱茶。对此说法，檀萃的《滇海虞衡志》也有相同记载。檀萃在云南为官，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两个文献都说明从唐代起，西藏地区就有了对普洱茶的商业利用。既然是商业利用，就不可能没有采造之法。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详细的展示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地理版图。曾经越南北部、泰国的北部、老挝的北部和缅甸的北部大约有七八十万平方公里都是中国的管辖范围。（诗人王勃的父亲王福畴曾在越南的交趾任地方当县令，王勃在乘船去看望父亲的路上遇到台风不慎落水，受到惊吓，不久与世长辞）唐代的安南都护府管辖着东南亚一带很多地方，因此这些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古老的大茶树。这些资料推翻了《蛮书》里面对“茶出银生城界诸山”的说法。同时“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可以说明云南的普洱茶在唐代就已经颇有名气，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种植和生产。如今云南那些上千年的古茶树也许就是种植于唐代。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被茶人奉为经典的《茶经》并没有解决茶的源生地问题。陆羽在讲到茶源的时候，只轻描淡写的提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所处的时代，两国正处于交战时期，他没有机会到云南考证。唐代是整个茶产业和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陆羽的《茶经》正是这个高峰的标志。通过以上种种资料可以得知普洱茶在唐代已经远销西藏，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