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原名吴荣堂，小名龙山，1897年4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他出身贫寒，家境困难。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对于劳苦大众的饥寒交迫感同身受。绍兴上虞虽有山海之利，又为鱼米之乡，但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时局动荡，百业凋零，民生艰难，故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并未发挥出来。站在满目疮痍的乡村大地上，少年时期的吴觉农就立志要为振兴农业贡献力量，遂将原名吴荣堂改为吴觉农。他曾说：“中国农民要翻身，只有自己觉悟起来，而农民要站起来，要革命奋斗，必须要具备自觉”。"觉"乃佛家所言"觉悟"是也，只有"自觉"方能"觉人"，这是"觉"的真正内涵与本质。加上他立志要献身我国农业(茶业)，故毅然决然将自己改名为觉农。
听其言，观其行。吴觉农不仅改其名，而且践其行。他一生爱茶，一生事茶，一生为茶，一生献茶，尽其一生的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茶人。为此，他选择的专业就是农业。1913年2月，时年16岁的吴觉农进入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他在该校担任助教，直至1918年。1919年他前往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从事茶叶研究工作，直至1922年。回国后，他到安徽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任教一年时间。1924年在上海中华农学会担任干事、司库、总干事、副理事长兼《新农业季刊》主编。1928年他到上海园林试验场任场长。1929年他到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室担任主任。1931至1933年在上海商品检验局任技正、茶叶检验处处长，兼浙、皖、赣省茶叶改良场场长。1934年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1936年任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1937年任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茶叶产地监理处副处长。1937至1939年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专员兼香港富华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吴觉农青年和中年时期是在祖国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年代度过的。混乱腐败的旧中国，导致各业衰败，民不聊生。茶叶事业也日趋没落，一蹶不振。青年时期的吴觉农就立志振兴祖国茶业，拯救茶农和茶叶生产者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悉心收集和研究了有关日本和世界各国茶叶生产经营资料，并著有《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案》等开拓性论文，用大量事实驳斥外国某些人的偏见，雄辩地证明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同时，还针对旧中国政治腐败和轻视科学的弊端，提出筹措经费，培养人才，改革茶叶产、制、销体制，建立各级茶业改良场和管理机构。吴觉农提倡振兴祖国茶叶科学、培养科技人才、复兴祖国茶叶事业，都是以民族利益，茶农和茶叶生产者的利益为出发点。他曾发表过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文章。如《改善华茶之新气运》、《改良中国茶业刍议》、《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中国茶业问题》等等。他在大量论文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洋行、买办、中间商对茶农和茶叶生产者的残酷剥削，表示了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废除中间商和垄断资本家的剥削，主张推行国家对茶叶的统购统销和茶叶生产合作。在《中国茶叶发展与合作运动》一文中，他提出抗日战争前茶叶生产零星散漫、副业性经营，手工和作坊式的加工，牌号花色繁杂的问题，必须依靠栈房整堆清理布样加以解决。指出内地制茶厂商知识技术水平低，无国际商业常识，不了解市场供求信息，沪汉各地中间栈商，通过贷款、汇兑往来，垄断茶叶销售，克扣重息拥金及一应开支，再加上其他繁重捐税，高利盘剥，最终亏损都转嫁到茶农身上的问题。并提出废除中间剥削，必须实行统购统销的主张。指出“只有打退洋行买办茶栈中间商，茶叶合作事业才会蓬勃发展”。
茶叶出口监理成员处合影（前排左四为吴觉农）
1940年他在重庆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长，中国茶叶公司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兼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1941至1945年在福建省崇安筹建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任所长。1945至1946年创办上海兴华制茶公司，任总经理。1947年在杭州兴办之江机械制茶厂，任董事长。他为祖国茶业的振兴和发展，曾提出除了清除中间剥削外，为了适应当时情况，便于茶叶生产管理技术的推广，要使茶叶品质提高，成本降低，要提高茶农利润，必须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机械化。各地技术研究机关，也必须认定推广改良方法，应以扶植合作组织为对象。悉心指导，视合作社的得失，作为本身成败的考绩。他还多次提出不少扶植生产、降低税收的呼吁和建议。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茶叶生产者、茶农的利益，提出低利息贷款，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他说：因为只有生产者的成功，才是事业的成功，否则所谓发展生产，都是空言而已。吴觉农扶植茶农、维护生产者利益的立场，是他关注、帮助、支持“三农”的一贯立场。
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代表（第三排左二为吴觉农）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同年7月，吴觉农到北京参加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筹备会，接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多年老战友一起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不久，吴觉农担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他同部长李书城、党组书记罗玉川相处很融洽，在政务院开会时，他和其他部的各位党外部长、副部长一样极受周恩来总理重视。他在农业部一心扑在茶叶事业上，建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中茶公司，并兼任总经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他迅速同苏联等国签订茶叶贸易合同；加紧组织茶叶收购加工，履行易货偿债；并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推销积存茶叶；大力订制制茶机械，在各主要茶区筹建各种类型的制茶厂；同时联系各省积极建立和扩大茶叶教学与科研机构等。当抗美援朝开始，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他又采取了绿茶改制红茶等应变措施。随后他召开了全国茶叶会议，制定了第一个茶叶发展计划，为新中国的茶叶事业勾划了宏伟细致的蓝图。此后他因调任其他工作，不再主管茶叶，但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或间接地和他的擘划分不开。1951年他任中央赴朝慰问团分团长，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参加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庆典，任中央代表团分团长，见证西藏自治区成立。1956年任中国农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届名誉理事长、第三届顾问。1956年3至5月，吴觉农以“民建”代表身份，和“民革”代表于振流，随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西藏祝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吴觉农根据自己的日记写出了长篇《青藏高原见闻记》。他用广博的科学知识，诚挚的感情，叙说了在青海湖流域、柴达木盆地、黄河长江的源头、西藏自治区的所见所闻，以及当地的资源宝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可惜民主建国会主编的《民讯》没能连载完这篇富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遗憾的是“西藏见闻”的原稿内容散失了。1978年任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1988年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10月28日病逝于北京。
在国际经济会议筹备会上
纵观吴觉农的一生，他是为茶业而生的，也是为茶业而死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无偿献给了中华民族崇高的茶叶事业。吴觉农晚年关于“茶人”有如下的论述：“我从事茶叶工作一辈子，许多茶叶工作者，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同我共同奋斗，他们不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不慕高堂华屋、锦衣美食，没有人沉溺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大多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无私奉献，具有君子的操守，这就是茶人的风格。”轻描淡写的近百个字，吴觉农就这样概括了自己不凡的茶人一生。（来源：吴觉农茶文化博物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