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勐海取代了传统的普洱茶交易地普洱（今作宁洱），成为普洱茶新的交易中心。来自江西、四川、西藏、缅甸乃至印度的各路商人，纷纷在这里上岸，他们把普洱茶卖到更为遥远的区域。

1938年，得益于李拂一先生的倡导，中茶公司委派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范和均等人到勐海创建了佛海茶厂。在李拂一1939年发表的《佛海茶业概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抗日的硝烟中，边地人民是如何努力为这个国家分忧。当时中国产茶之地纷纷沦陷，茶马古道与驼峰航线成为民族存亡之际最后的一道屏障。在另一个层面上，毗邻云南的印度茶大有返销中国内陆之势，西藏、丽江、香格里拉区域都有不少印茶的品饮者。

1930年代，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只有一个人。如何能够通过茶叶招徕人口、开拓边疆、发展经济，是思普地区执政者要解决的问题。勐海从1925年到1934年，年产茶都在12000担左右，更多的古茶园因为无人采摘而逐年荒废，这令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进入到20世纪后，这里的生态也有了很大改变，瘴疠之气消散了，医疗条件的进步，也让勐海成为许多人的休养之地，有“小昆明”之称，姚荷生更是把这里称为夷人的“上海”。

1938年冬，在华侨大商人胡文虎提供的资金帮助下，云南省建设厅组织了一个边疆实业考察组，到西双版纳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南峤三县进行经济调查，以便为开放边疆提供参考。当时代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农研所的姚荷生身在其中。他在《水摆夷风土记》一书中把勐海称为“茶叶都市”。

姚荷生说：“佛海是一个素不知名的新兴都市，像一股泉水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它的出生虽不久，但是发育得很快。现在每年的出口货物约值现金百余万元，在这一点上够算得上是云南一二流大商埠了。”

茶叶之于勐海，好比石油之于今天的中东。

随着国家的边疆开发策略以及佛海茶厂的建立，这里短短一年中，先后成立了二十多家茶庄，最大的洪盛祥茶庄还在印度和西藏都设有分号，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销售。另一些中小茶商则通过联合经营的方式，把茶叶运到缅甸的景栋，再经仰光到印度，卖给印度商人。因为茶叶，勐海从一个边地小城，变成了一座可以改变消费地饮茶习惯的重镇。茶业拉动了城市建设，柏油路、医院、学校、图书馆纷纷出现；也带来了新风潮—姚荷生看到土司穿上了西装，喝咖啡吃牛奶，还把子女送到学校去上学。

姚荷生在勐海看到的是一个因茶而诞生的“都市”，这个中国茶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区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发光发亮。唐代的“利润城”、宋代的民族和谐因素，明清之际的国之根本，晚清、民国时期则保留了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体面尊严—法属越南、英属缅甸……如果检阅民国的地图，就会像我们这般发出感慨。更不要说日本铁骑蹂躏中国之际，以李拂一、范和均为首一些人，依旧在这里向世界输送着最能代表中国的物资以及精神，华夏贸易从华中、沿海一带转移到边陲。从古到今，这里见证了茶以及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