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迎来新春走亲访友季，聚会喝酒自然少不了了。然，酒多自然伤身。不想喝太多？那么，可能时，不妨以茶代酒。

以茶代酒，由来已久，而最早的文字记载，则出自《三国志·吴志·韦曜传》：

“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逼强，则以为罪。”

这段记载在陆羽《茶经·七之事》中亦有提及。这便是目前“以茶代酒”最早的文字记载。

韦曜是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东吴四朝重臣，后因与孙皓生隙，为孙皓所害。他著有《吴书》（合著）、《汉书音义》、《国语注》、《官职训》、《三吴郡国志》等。《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其有“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之评，而《三国志》多取材其《吴书》。

孙皓则为三国时吴国（222－280年）的第四代国君，也是最后一代国君，嗜好饮酒。每次设宴，必是一整天，规定每人必须喝完七升酒，众人都尽兴大醉方休。而韦曜可谓孙皓的宠臣，孙皓对其饮酒则“常为裁减”、或者悄悄的“赐茶荈以当酒”。如今，我们在这段文字中也可推知，在三国时至少上层社会已有饮茶之风，而“以茶代酒”在那时已经出现了。

在三国和两晋时，饮茶之风日盛，茶从士族逐步发展到平民阶层待客之物。三国时魏朝，已经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如三国魏朝（公元220-263年）魏明帝的张揖在《广雅》中对采摘鲜叶压饼的制茶方式，和煮饮方法做了记述：“荆巴间采荼作饼，饮醒酒，令人不眠。”三国时期，大批北方人南渡，避乱江东，也加速了江南茶叶的开发，三国时孙权的吴地（江南和浙江沿海的东部地区），自然成为茶业传播的主要区域，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以茶代酒的典故就是证据之一。

文中提到的“率以七升为限”估计有点令人惊诧——如果以现代的“升”，那可是多大的量！不过，古代和现在的度量衡是不同的。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度量衡的转换公式：

三国时期：1斛=10斗，1斗=10升，1升=10合

现代转换：1斛=20000毫升，1斗=2000毫升，1升=200毫升，1合=20毫升，1龠=10毫升，1撮=2毫升，1圭=0.5毫升

所以，上述记载的三国时期的7升，相当于现在的1.4升——现在常见的大瓶可乐就是1.5升。

另外，文中提到的酒，也很可能是低度酒。蒸馏酒虽然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但三国时期饮用的则是多为浓度不高的发酵酒。东汉建安（公元196—219）年间，曹操曾将家乡（今安徽）亳州所产的“九酝春酒”进献给汉献帝刘协，并上表说明九酝春酒的制法。曹操在《上九酝酒法奏》中说：“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曲二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酿……三日一酿，满九斜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

而根据贾思勰《齐民要术》的记载，这种酒的米的用量是“九斛”。根据当时和现在的度量衡转换，大体可以得知这种酒的曲与水的比例约为1:30，米与水的比例低于1:1，酒精度不会太高，大概在三到五度之间——和现在的啤酒的酒精含量差不多。九酝酒是当时一种比较典型的酒，从此我们也可以大体推断三国时所常饮用的酒品的酒精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