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为国饮，源远流长。到了唐代，名目繁多的茶的别称，才统一称之为茶。1949年以后，根据茶的制作方法、茶叶品质以及茶多酚氧化(发酵)程度的不同，明确而科学地划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红茶六大类。究其本质，是以儿茶素为主体的黄烷醇类的含量次序，作为分类依据的。如同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茶类不同，泡法有别，一款茶的香气、汤色、滋味、气韵、意境的表达，因人而略有差异，其甘隽永香蕴藉，幽人自知。泡茶看似随意，欲泡好一盏茶却不容易，需要扎实的手上功夫，活火活水，知茶性，明茶理，以形成正确的综合判断，还需要“利其器”。茶器的选择，是否顺手贴意，是否适合某一类茶，能否准确客观地去表达茶的汤色、香气、滋味、气韵等，都是值得认真探究、细细玩味的雅趣闲事。

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之后，茶具和茶器有了分野，形成了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周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幽人高致，器以载道，道由器传，茶道就是由人与茶器来传达与表现的，假物以托心，立象以尽意。茶以一叶之微，啜苦咽甘，解人心语，泽被后世，俨然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连接的纽带，故茶最近于“道”。

陆羽《茶经》说：“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陆羽对展现唐代煎茶道的二十四器的严格要求，体现了陆羽煎茶的严谨及其对品茶仪式的一丝不苟。从唐代的煎茶，到宋代的点茶，明代的撮泡，至清代工夫茶的形成，茶器的形制、材质、大小、功能等，也随着茶类的发展、品饮方式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茶器、茶席经过漫长的岁月，发展到今天，虽然可繁可简，丰俭由人，但不可因繁文缛节，影响了品茶的幽兴；也不能因过素过简，影响了茶席必要的使用功能与韵味表达。许次纾《茶疏》认为：“茶滋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许次纾是明代少见的知行合一的文人型茶人，他虽有腿疾，但为了掌握茶的第一手资料，每年都会不辞辛苦，深入茶区，亲力亲为，以求端本正源，故许次纾之论，切中要害，别有见地，不可不读。

综上所述，清和茶道认为，正规茶会或重要茶事，茶器不应少于十八种，具体包括：泡茶器(盖碗或壶)、壶承(茶盘)、盖置、匀杯、茶杯、茶托；茶荷、茶则、则置；茶炉、烧水器、滓方，洁方、竹夹；茶仓、具列、席布、花器。

清和茶道，是以人体工学为基础，借以佳茗美器，旨在体现“静为茶性、清为茶韵、和乃茶魂”的艺术生活化的茶事美学行为。倡导身体力行，恒亲其役，源头问茶，知行合一，去健康、科学、合理地泡好一盏有滋有味的茶汤，为熙熙攘攘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倍添韵致，颐养身心。触事皆手亲，做茶的季节，“白云满袖香先异，绿雪盈眶色可伶”。品茶的时光，“幽芬岂是熏兰畹”，“人比心清妙始省”。籍助茶，让我们学会苦中作乐，忙里偷闲，诗意地栖居于自然草木之中；借由茶，通过鉴水、择器、候汤、冲瀹、闻香、知味、赏器等，居闲趣寂，素怀观照，让枯燥的日子有味道，使平淡的生活艺术化。笃静悟初，清神出尘，久而久之，让清雅的茶事美学活动，成为一种精神的自觉。

唐代韦应物诗云：“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诗中明确表达了“静为茶性”的理念。静胜燥，故茶需静品。明代徐渭《煎茶七类》说：“煎茶虽凝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当内心与茶性相得，当心静与茶静契合，共鸣后的茶觉，是敏感的、准确的、清灵的、玄妙的。禅者，静也，这种不可言说的味外之味，即是禅意，具足了禅意的茶味，大概就是很难说清的“禅茶一味”吧！刘禹锡有诗“僧言灵味宜幽寂”，因此，煎水瀹茶，趣从静领。静心品茶，雪其燥气，斯俗情悉去，臻于雅矣。茶养人之静气，“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韵高致“静”可谓一语中的。

明代朱权《茶谱》说：喝茶是“为君以泻清臆”，“非此不足以破孤闷”。茶有草香、花香、果香、乳香，然而，香以清香、幽香、冷香为上。“香而不清，犹凡品也。”一语道破茶香境界高低的玄机。汪士慎的“凉芳舌上升”，为饮茶得道之言。茶的“清”，是指气息清纯、滋味清爽、香气清幽。“韵”，本义是指音韵，是与听觉有关的美学概念。当茶的本味之外有了味外之味，当品出了含英咀华的余味，这种“令人六腑皆芬芳”的回味不尽，与味觉通感，就形成了茶的韵味。好茶气息清凉幽微，有山野清芬之气，故老子说：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中写道：“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全。”宋徽宗真是懂茶之人，寥寥数语，鞭辟入里点明了茶之内涵。一款自然造化的好茶，包含了苦、涩、酸、咸、甜、辛等诸多滋味，天育地化，茶逢其时，用心炒制的一泡有季节感的好茶，必定是五味调和、浓淡有致的，古人认为“五味调和谓之美”。五味调和的茶，不苦不涩，甘润鲜香，内质丰富，好像每一种滋味都有，但每一种滋味又都不突兀、不彰显。“灵芬凝不散，珍品鲜难求。”好茶就是如此，甘鲜清绝，致清导和，具有和合之妙。茶如人生，和为贵也，好茶如同君子，和而不同，止于至善，故“和”为茶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