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思紫砂桃杯”是民国期间储南强先生收藏的另一件紫砂珍品，1952年与“供春壶”一起捐献给国家，现为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圣思桃杯及杯托

此杯造型构思奇妙，制作技艺精湛，堪称紫砂瑰宝。杯体题铭“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署款“圣思”。这位圣思究竟只是题铭的文人，还是制作的艺人；是桃杯的定制设计者，还是制作者，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概括起来，对圣思其人有以下说法：一是项圣思。“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持这一说法的是储南强和潘稚亮，因为这段文字就是刻在名艺人裴石民为此杯配的杯托上的铭文。据此，项圣思不但是铭刻者，还是制杯人。二是蒋圣思。“国朝蒋允睿，字圣思，参议如奇子，书法能继其父，一时有‘二王’之目。”（《重刊宜兴县旧志·艺术》持此说的是紫砂名家潘持平，他认为“约生于明万历——清康熙的蒋允睿字圣思，别字瞻武”，即桃杯署款之圣思，但他仅是桃杯的题刻者，或者还参与了设计，制作者则是一位无名高手。（详见潘持平《圣思姓项还是姓蒋》）三是徐圣思。他是浙江宁波鄞县人，是个僧人，亦称修道人，名启睿，释名洪节，又字近公，生年不详，大约在明万历中后期。持此说的是宜兴收藏家协会会长陈健先生，并认为他是桃杯的铭刻、设计制作的参与者；而与之合作的名工则无考，暂列为无名氏，制作年代为明末。（见陈健《试探“圣思紫砂桃杯”之谜》）

圣思桃杯铭文

但我们这里的“谜”也并非是“圣思”究竟是何人之谜，而是裴石民为此杯配托的时间之谜。如前所述，裴石民配托后，潘稚亮先生为此刻下131个字的题记铭文，除前面已引用部分外，余文如下：“……二十年前，简翁得此于燕市，归而宝之。杯底小损微跛。名手裴石民，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善为前人修旧，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外托，中虚而涵纳之，趾乃定。遂为之记略，兼扬其绝艺，以光于陶史为‘二美’。”

圣思桃杯底托铭文

题记铭文前后有二款篆印，前为“甲午政月”，后为“二美”，这椭圆形的“二美”印章见《潘稚亮家印谱》，或指“桃杯”和“配托”者的技艺堪称“陶史二美”，而这“甲午政月”似是配盖时间。但查“甲午”年，与此事发生最近的分别为1894年和1954年。1894年，储公时年18，正在求学；潘稚亮才13岁，裴石民更只有２岁，显然不可能配托题铭。而1954年时，该杯已捐博物馆，故配托之年不能是甲午年。有人又提出“甲午”的“午”可能是误刻，在十二地支中与“午”形近的是“子”，而“甲子”年为1924年，但这又与铭文中“昨年……为供春壶重配盖”相矛盾。如前所述，供春壶是1927年才“归储公”，故不可能在1924年前就配盖（除非购得供春壶之时间要提前）。陈健先生另辟蹊径，认为“甲午政月”并非笔误，也不是纪年，而是某年的“甲午月”，据此推算期间只有1931、1936、1941年有“甲午”月，他认为桃杯题记铭刻时间应是1936年７月，并有“警世之志，抗日之志”。

于是桃杯配托题铭的时间就有三种说法：

一、1924年。“甲午”系“甲子”之误。

二、1928年。“昨年”即1927年得供春壶，今年配托即1928年。

三、1936年７月。“甲午”为月，据推算应为1936年。而为“供春壶”配盖应在1938年。我们倾向于陈健先生的说法，顺便也可知供春壶配盖应在1935年，因为在铭文中有“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不能”，而英国皇家博物院派人以35000英镑收购供春壶是发生在1934年，铭文对此有记录，说明配盖在1934年或后，故1935年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