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抗战胜利以后的上海，一些书画家和文人流行集藏古代紫砂壶，于是，在南市城皇庙一带的古董商闻风而动，开始去宜兴紫砂壶产地寻觅良工仿制明、清时期的经典大作，或臆造历史名壶。

由于市场需求极大，那些古董商从宜兴高薪聘请一批手艺精湛的师傅去上海仿造，他们带着各种紫砂矿石与泥料以及制壶工具从宜兴大浦或乌溪港上船，向东横过太湖然后转船到达上海黄浦江畔南市码头上岸，水路交通大约需要四天三夜，在上海待两个月，把做好的壶坯从原路走水路返回宜兴，在蜀山的龙窑上烧成，再送往上海，三个月一个周期，一年三季，冬季紫砂良工是不出远门的，在家陪老婆与小孩，每次把烧成好的壶拿到上海后，会有专业的人员做旧，然后以老货名家作品售卖，往往会得个好价钱。

当时，顾景舟在上海的一个月工资可抵十到十五个普通白领一个月的俸洋，年纪虽轻，可诚然已经是一个大师傳了，算起来，他是仿造紫砂壶师傅中最有文化的，他在上海时期，目睹了很多明、清时期高人作品的原作，一般来说，“仿”是一门技术，“造”古才是最高明的创作。在那个时期，时大彬、陈鸣远的东西最好卖，于是，这两个人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仿的最多。顾景舟那个时候也仿的最多，但他在仿制的时候，善于吸纳书画家的意见，也会揉进自己独到的理解，当然，这段仿古史也帮助他提高了眼界，扩大了视野。

高仿的紫砂壶在古玩商手里都以真品释出去的，利润相当可观，所以，那时的上海古董商对待这些紫砂良工如同衣食父母，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些古董商要工手去上海制壶呢？原因大概是宜兴的良工大多仅仅只是技术好，对着古代原件仿制比较容易，由于原作价值很大，古董商不放心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视线，所以只能请他们来上海制壶。

另外，由于很多这样的工手对紫砂工艺历史以及仿古知识缺乏认知，上海又有一帮专门研究古代紫砂工艺历史的艺术家可以为紫砂良工们教授及探讨古代紫砂陶瓷的特点，以此能做出更符合历史阶段特征的器具。现在故宫以及各地博物馆里有些古代名壶的藏品，有一些就出自那个时候上海仿古良工的巧手。所以，判断紫砂壶真伪要比其他陶瓷难很多。

还有，古董商玩的另类游戏，就是古玩商为了让购藏者解除心理疑虑，会把仿好的名人名作偷偷送去乡下大户人家，然后编一个上祖做官喜欢紫砂壶的故事，带着洋人去乡下收古董紫砂壶，这样洋人就不会怀疑东西的真赝问题，后来，干这一行的被称之为埋地雷。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宜兴有很多收老壶的人沿着大运河在江浙以及安徽的古村落挨家挨户去收紫砂壶，有一大部分也来自于上海仿古时期的东西，这部份东西在当时大多去了台湾，台湾人又添油加醋制造了许多噱头，被高价委托给大陆拍卖行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