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对于“趣”的阐释在他的书论《海岳名言》、《宝晋英光集》等，多为简洁精辟的观点“趣”是米芾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也是他对书法创作、书法批评等总的审美原则。米芾在其书论中多处提及“趣”的观点，如“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学书须得趣”、“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等。“真趣”说是米芾书法美学审美思想的最高要求和核心宗旨，他多次强调并且强化真趣的作用，“真趣”成为米芾书法美学思想最厚重的根基。

米芾“趣”的观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审美标准，而是他的各种书艺审美标准的总和，包含了天真自然、古雅脱俗、八面具备等审美标准。米芾前云之‘意’和‘趣’是相同的，俱指作者主观世界、人品、气质的物化。”米芾在《答绍彭书来论晋帖误字》有这样的回答：“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表现，在他的书法作品或者书论中都有极为突出的表现。在书法创作和批评上他极力强调“趣”的观点，形成了其独特的光彩。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自言其学书之路：“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口气之中不无自豪之情，由学古入而成集古字，自成一家风貌，成就了米芾“刷字”之风，而选择“集古出新，自成一家”的学术之路也是米芾基于“趣”的选择。清代王文治对米芾集古出新的学书之路大加赞赏，“天资凌转未须夸，集古终能自成家。一扫二王非妄语，只应酸蜜不留花。”

米芾基于“趣”的“卑唐崇晋”观：

米芾在其书论中曾多次对唐代书法及书家进行批评，在其书论著作《海岳名言》中他对唐代书法名家评论道：“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脱子敬体，乏纤秾。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欧、虞、堵、柳、颜皆为唐代名声斐然的大家，而米芾此处对他们的书法创作全部予以否定，在米芾看来，他们的书法都有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安排费工”和“一笔书”。米芾眼里，欧、虞、褚、柳、颜的书法由于受措书法度的过分约束，而不能体现书法“趣”的审美趣味，因此都是被法度框定成为“一笔书”。而且他认为，书法作品完全来自于天然真趣，不应该“安排费工”，书法是自然情境下最流畅自然的创作，因为巧为法度反而不能垂世；而李邑的书法创作则由于用笔缺少粗细变化，“乏纤浓”而不入米芾法眼；徐浩的作品晚年反而不如早年做郎官之时，米芾认为他“晚年力过”，徐浩晚年作品追求力度的刻意表现，适得其反，作品反而“更无气骨”、“全无妍媚”，被米氏评为“晚年恶札”。

楷书作为唐代书法的大宗，在唐代发展以续完善，欧、虞、褚、柳、颜等书法大家均以法度严谨的正措见长。但是唐人对法度的过度重视，使得正的发展趋势逐渐失去了天真自然之姿，而显现出过度追求程式和理性的弊端。追求自由之趣的米芾提出的“卑唐”理论在禅宗风气盛行的宋代像是一声惊雷，使得宋人开始发现唐措及唐书家的不足之处。米氏书论中这种“卑唐”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发展到清代，“卑唐观”影响更深。特别是康有为更是深受米帝影响，在他的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详细阐述了“卑唐观”。康氏“卑唐”的理由即是继承发展了米帝观点：唐人讲解结构，几若算子，故“古意已璃”，“卑薄已甚”而清末文豪王阖运更是直言说：“古文坏于韩昌黎，诗坏于杜少陵，书法坏于颜鲁公。”亦是继承发展了米带“卑唐”的观点。

对于晋人书法，米帝却极为推崇。晋代书法名家辈出，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最能代表魏晋精神的“风骨”。追求“真趣”的米帝在追求萧散自然的魏晋精神中找到精神的版依，两者不谋而合。对于同样在书法史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唐人书法和晋人书法，米芾为何会以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呢？参考米帝书论著作和史实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这是所崇尚的“趣”的审美旨趣使米芾进行审美选择：“魏晋风流”的萧散简远、无拘无束，晋人书法讲求率真自然的审美境界，这都极为符合米帝表现自我、追求真趣的审美旨趣；而唐人书法强调法度，偕书是“尚法”的典型，“安排费工”，因此对米芾来说，临摹唐人书法有碍于自由和自我表现，有碍于真性情的表达，不符合他追求“趣”的思想，因此他对唐人书法大加斥。

但对于唐代书法和书家持严厉甚至偏激的批判态度的米帝，却也承认自己学书过程中能够自成一家也得益于多位唐代名家，他从历代名家的作品中汲取养分并突破前人藩篱，自成一家。米芾的“卑唐观”有其偏激之处，他对唐代书家的批判也有其片面之处，没有全面看到唐代书家和措书的艺术成就，而是单纯从程式化和理性化进行批判。对于米帝的“卑唐观”，我们应全面理性看待。

虽然米芾持“卑唐”思想，但是不可否认他的书法也深受唐代书家的影响。

他正是在学习唐人书法的过程中不断集古出新，逐渐成就一家风格的。米芾在其《自叙帖》中谈及自己书法学习的历程时曾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版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魏晋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蒙便爱《阻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小字，大不取也。”

根据米芾的《自叙帖》我们知道，米芾从七八岁的孩童时期就开始学习书法，其中后来被他所批判的唐代数位名家如颜真卿、欧阳询、沈传师、段季展和褚遂良等在他学习书法的过程中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学习褚遂良的书法之前，他所学习的都是唐楷。幼时学颜体而放到一张纸之大，是为了得到其恢弘的气势，但是后来发现颜体写简并不合适，又开始学柳体、欧体。“乃慕堵而学最久”，说明在这五个唐人中褚遂良给予米芾的影响最大，在唐代的大家中，褚遂良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极为生动，最为米氏欣赏。从米芾学书过程我们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选择不同书家的作品进行临摹，而这个选择和放弃的过程正是由于“趣”的审美理想对他的影响，唐代书家中，褚遂良的书法最富变化，最为灵活自然，在法度之外表现自我的特点也最为鲜明，因此深得米芾心思，是他基于“趣”的审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