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会首先想起汉朝，想到帝国的早期开拓者的文治武功，想起汉武帝，想起张骞……，丝路延绵2000年，人们从未忘记这些励精图治的人杰。作为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西汉的“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大一统”，东汉的“光武中兴”，从汉朝流传至今。汉朝对西域的长期经营扩大了汉朝的疆域和统一，促使汉王朝更加强大。在这方面，西汉的张骞、卫青、霍去病和东汉的班超、甘英，功不可没。而跳出汉朝的视野，拉伸镜头，更多的大神级人物忝列其中，鸠摩罗什、玄奘、李白、马可波罗……
汉武帝、张骞、卫青、霍去病：功垂西域
张骞
司马迁称他是“凿空西域”的人，梁启超赞他：“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他就是西汉时期的张骞。
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有一尊张骞的塑像，并且有专门的区域展示张骞通西域的行程及深远影响。要知道，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多达 370000余件，大量的藏品实在是没地方陈列，但张骞的凿空西域之旅，不得不令众多国宝级文物“蒙尘”，为其塑像让道。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一生的成就：公元前139年，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带着一百多个随从，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一行从陇西出发，很快进入了河西走廊。但是，正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跋涉的搜索时候，遇见了匈奴的骑兵，张骞等人全部被俘虏。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的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之久，虽然联络大月支夹击匈奴的使命没有完成，但他却是第一次开通西域的人，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回来以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
张骞不仅是一位探险家和外交家，他还是一位英勇的将军，第一次出使西域之后，张骞因为熟悉匈奴的情况，就随军远征匈奴。公元前121年，为了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汉武帝组织了第二次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张骞和李广奉命从右北平出发，策应霍去病的军队。
霍去病、卫青
说到霍去病，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位战神。虽然他去世只有24虚岁，但是战功却“不可一世”。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
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64人，包括“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72位名将中亦包括霍去病。
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霍去病和卫青发起的对匈奴的进攻性战争，改变了汉朝长期对匈奴战争的守势状态，一举打败匈奴，从而长久地保障了西汉北方长城一带，也就是在漠南地区的边境安全，此战为汉朝进击匈奴最远的一次。自此，匈奴帝国开始走向衰落。
张骞、霍去病、卫青这几位大神级人物的缔造者是汉武帝。西汉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国力强盛，大破匈奴，远征大宛，降服西域，收复南越，吞并朝鲜，设置西域使者校尉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
班超、甘英：西域二代捍卫“丝绸之路”
班超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是由第二代“凿空西域”的大神级人物班超书写的史诗般传奇故事。
东汉初年，匈奴骑兵南下，重新控制了西域各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班超当时在东汉政府窦固军中任假司马之职，汉军出发后，班超仅带领36名壮士首先来到了鄯善国（即楼兰国）。
班超是东汉出使鄯善的第一个使节，鄯善王亲自出城迎候，把班超奉为上宾。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来与鄯善王联络感情。匈奴人说了东汉政府许多坏话，鄯善王顿时黯然神伤，心绪不安。第二天，鄯善王拒不接见班超，态度十分冷淡，甚至派兵监视班超。
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他说：“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鄯善王的疑虑，使两国和好。”于是，班超果断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班超带领士兵潜到匈奴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一路手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他们一面放火烧帐篷，一面击鼓呐喊。匈奴人大乱，全被大火烧死。鄯善王获知真相后，便与班超言归于好。
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一路下鄯善、抚于阗、克疏勒，南征北战，使塔里木盆地南缘各地重归东汉王朝所属。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捍卫了“丝绸之路”，巩固了西部边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甘英
班超在出使西域期间，还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虽然没有成功，但为以后打通欧亚交通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国（东罗马帝国）。甘英率领使团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至安息（即波斯帕提亚王国，今伊朗境内）都城和椟城，后历阿蛮、斯宾、于罗，而抵条支（今伊拉克境内）。甘英到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湾）沿岸，欲渡。当地船工对他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一二岁者，故入海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听罢放弃渡海再西行。甘英返回时，转北而东，行60余日抵安息，然后取道木鹿和吐火罗东还。这次出使虽未到达大秦，但增进了中国人当时对中亚各国的了解。
这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然而甘英一行到达波斯湾而未能继续西行。如果甘英发现了西方，中国的近代史甚至会改写，甘英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甘英为什么万里迢迢西使罗马，成功的脚步却被波斯湾的海浪阻止了？
康有为就认为甘英胆小怕死，缺乏探险家的气质。在康有为的笔下，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发达都与甘英的怯弱有关。现代史学家范文澜也有康有为这样的观点。
大多数的人还是强调安息人欺骗了甘英，正是安息人吓唬人生地疏的甘英一行，才促使甘英转而东归，使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他们认为，康有为对甘英的指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甘英是班超率领的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身精神的36位壮士之一，而且从中国龟兹直到波斯湾边的西行路线也是甘英探险开辟的，一味强调甘英的责任不公平的。
安息商人为什么要阻拦甘英去罗马帝国？这与古代丝绸之路密不可分。中国和罗马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处在中、罗之间的安息商人垄断了中罗之间的贸易，靠转手丝绸买卖获取暴利。西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想摆脱安息商人的垄断，直接丝绸和珍宝的交换贸易，甘英出使西行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伤害了安息商人的利益。
即便美国一些汉学家们连连抱怨甘英是胆小鬼，但甘英与张骞、班固一样，对“丝绸之路”的开通，还是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回望凿空西域的历程，至今尤感惊心动魄。汉武帝、张骞、卫青、霍去病、班超、甘英……帝国的先驱们敢于冒险、敢为人先、勇于开拓，才有了千古传颂的丝绸之路，成为文化和宗教交流的通道。这不禁让我想到了鸠摩罗什，想到了玄奘，想起了来自异域的李白和马可波罗。
从鸠摩罗什到玄奘：公元7世纪的文化之旅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大概不会太陌生，在武威有鸠摩罗什寺庙。他原是印度人，家世相当显赫，据说世为国相。其父鸠摩罗炎本可继承相位，后却突然离家出走，来到了龟兹。龟兹王久闻其名，奉之为国师，并将妹妹耆婆许配给他，生子鸠摩罗什。
有了西汉丝绸之路的凿空，为鸠摩罗什父子沿丝绸之路东行提供了便利。公元383年，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坚又派大将吕光西征，特意嘱咐“贤哲者，国之大宝”，指明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得到鸠摩罗什。384年，吕光攻陷龟兹，俘获鸠摩罗什。这一年鸠摩罗什41岁。
正当吕光准备带着鸠摩罗什东归的时候，前秦的形势已经大变。苻坚先是在淝水之战（383）中大败，之后在385年被姚苌勒死在五将山。早有异志的吕光趁机自立，在姑藏（现甘肃武威）自称凉州刺史，年号太安，史称后凉。鸠摩罗什就这样留在了后凉，他每日诵经，积极学习汉语，为以后成为译经大家打下基础。
同时，杀死苻坚的姚苌也建立了一个国家——后秦。姚苌和其子姚兴都是惜才之人，两人都曾邀请鸠摩罗什前往后秦，但每次都因为后凉不放而未能成行。直到401年，姚兴用武力使后凉归降，鸠摩罗什才得以前往后秦——这时他已经58岁了。
姚兴崇佛信佛，对鸠摩罗什待以国师之礼，把鸠摩罗什安排在长安西明阁和逍遥园，让他可以安心带领众多弟子译经，还专门给他设置了译场——这是第一个由国家出面组织的译场。参加译经工作的沙门约800人，全部由国家供养。自此，中原在鸠摩罗什的眼里，不再是驼铃声中商旅送来的丝绸，而是一番浩大的译经事业。
姚兴担心鸠摩罗什死后后继无人，就跟鸠摩罗什商量能否留下“法种”。一次，鸠摩罗什在草堂寺讲经，姚兴带领群臣旁听，忽然鸠摩罗什走下法座，对姚兴说，有两个小儿登我的肩膀，欲去除这个魔障，需要妇女来解除。姚兴心领神会，就给他送去宫女，竟“一交而生二子”。
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享年70岁。每个时代都呼唤伟大人物的出现，正当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的时刻，鸠摩罗什从丝绸之路上翩翩走来。他传奇的经历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也点亮了丝绸之路上的灿烂佛光。
玄奘
200多年后，一个大唐的僧人踏上了丝绸之路，他要前往遥远的西方，寻求佛法。他就是玄奘。与汉代的官方出使不同，魏晋隋唐时代的西域使者，以民间的宗教人士最为突出。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27岁的玄奘从长安出发，从梦回西域的起点，西行取经，在途中经兰州到凉州（姑藏），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抵达伊吾（哈密），至高昌国。贞观二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抵达天竺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
公元631年的秋天，玄奘终于抵达西行的目的地——那烂陀。在这个高僧云集的寺院，弥漫着极其浓厚的学术氛围，培养了数以万计传承佛法的学者。来自遥远大唐的高僧，受到了极其崇高的待遇，百岁高龄的戒贤法师还专门为玄奘开讲《瑜伽师地论》，那烂陀严谨而开放的学术氛围，令玄奘非常欣慰。
玄奘在那烂陀苦学习了五年，西行求法的使命已经完成，玄奘渴望立即返回大唐。而一次次不期而至的辩经，成为了最大的障碍。
因为，玄奘的名望已经传遍了整个印度，东印度的国王与威名显赫的戒日王互不相让，都希望召见玄奘，玄奘不得不推迟回国的计划。
与玄奘见面之后，戒日王召开了一个全印度的宗教学术辩论会。各个教派的智者和大德全部参加，观看玄奘讲经，并针对他的观点进行辩论。大会持续了十八天，可各个宗派的高僧、大德没有一人能挑战。这场充满了传奇色彩的辩论大会将玄奘的“留学”生涯推向了顶峰。
公元641年夏，玄奘离开印度，满载大量经文，返回大唐。
玄奘西游记，无论在佛教史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盏明灯。在异国的土地上，他被奉为先知，在佛陀的故乡，他成为智慧的化身。玄奘让大唐的声誉远播万里，就连他脚上的麻鞋，也被信徒供为圣物。然而，他放弃了一切荣耀，依然返回故土。他翻译的佛经，达到了四十七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他离世的时候，帝国的皇帝悲痛不已，百万人哭送。
玄奘西行成功几百年之后，历史逐渐变成了传奇，传奇慢慢地变成了神话《西游记》：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带着一头猪和一匹马，保护着斯文懦弱的师父，去西天取经。其经过几百年的艺术加工，这个叫孙悟空的徒弟，成为故事的核心，而师父唐僧已经面目全非。“玄奘之路”就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的成长，深入骨髓。
李白、马可波罗：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李白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唐代诗人李白，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
李白出生于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托克马克西南8000米的阿克别希姆故城。长2500千米的天山碎叶古道也称唐僧古道，是连接中亚草原与中国西北沙漠的捷径，也是最为险峻的古代山路。这个漂泊者家族孕育了一位伟大的游侠。丝绸之路在此与一个天才诗人相遇。
唐代，诗人们纷纷奔赴边疆，写下许多境界雄放的诗篇。但李白与他们的方向相反，李白本是西域人，却“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西域风在李白的诗中常常流露出来。他写过一首《寄远》，怀念西边遥远地方的一位女子，如《塞下曲》、《战城南》、《幽州胡马客歌》。李白的血液里，涌动着胡腾舞的音乐，宝蓝色的幻思与琥珀般的酒色，涌动着中古时代西域文化的热烈激情，豪放及其神秘的瑰丽。李白喜欢听西域音乐，看西域歌舞。在长安时，写过一首著名的名篇《少年行》：“五陵年少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胡人第一次以这么自然深情的形貌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
李白代表了民族文化复苏的一个伟大的传奇。李白是中华大地之子，也是西域天山之子。没有那个开放的时代，这个饱含异质的天才会被扼杀；没有这个天才的加入，那个时代也会减却许多光辉。
马可波罗
不只是李白是帝国开放时代的受益者，在种族歧视的元朝，对于远涉而来的马可波罗，忽必烈先生张开了臂膀。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
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木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
马可·波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敦煌，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到达了元上都。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
这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居住了十几年才回国。他对元朝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可·波罗行纪》 记录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