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博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沙地耶( Sadiya )地区发现一些野生大茶树，并以此判断这里就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1877年，根本没见过茶树的英国人拜尔登（S.Baidond），以博鲁士的见闻为根据，发表《阿萨姆之茶叶》，并在后来获得一众西方茶树学者的认可。

这就是此前在国际茶学界盛行已久的“印度茶源说”，其不但扭曲了事实，更认为中国现存的小叶种与中叶种茶树，都是由印度种驯化而来的。

证据链上的关键茶树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闹剧中，中国作为最应该反击这一说法的主角，却在屈辱的近代史中沉沦，这种现象还同时发生在古建筑，古代史等多个领域。

事情在建国后才迎来了转机，我国茶学者先后在南糯发现栽培型古茶树，在巴达发现野生型古茶树，这都有力论证了中国云南的茶树原产地事实。

但当中国人将这一事实传到国际茶学界时，西方学者很快扭转了口径，将“印度茶源论”换成了“中印二源论”，认为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都是茶树原产地。

而要推翻这一结论，中国茶学界还缺乏一个关键的物证——过渡型古树。原来，茶树都是先从野生型演化成过渡型，再发展成人工栽培型的。

野生大茶树的叶片和茶果都是野生的，在内含物质与外观形态上，与可饮用茶叶都大相径庭，而且大多具有毒性，误食后会导致诸多不适。

驯化后的茶树，云南茶山上到处都是，未经驯化的野生大茶树，在哀牢山干家寨和临沧大雪山等地也有大量分布，但这株关键的过渡型古树茶，到底藏身何处？

中国的茶学者们开始漫长地寻找。

第一棵过渡型古茶树

1991年，思茅市邦崴村的村民魏壮和从田里直起腰，坐在田埂上短暂歇息，他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田中心那棵根壮叶茂的大茶树。

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这株自魏壮和记事起就长在这的茶树，遮蔽了田里作物的阳光，摘来的茶叶也卖不了几个钱，不如砍掉把木头卖了，再把地整好种上粮食。

3月，茶叶学家何仕华日常外出考察，偶然发现了这株大茶树，当他仔细观察，并初步测量树径、树幅、花、果、壳等数据后，他猛然意识到这棵古茶树或许就是学界苦苦搜寻的证据！

就在这时，何仕华正好撞见了下田干农活的魏壮和，在得知他想砍掉这株树时，何仕华急忙制止，在保证过会为他向国家申请专项补贴后，连夜赶回昆明通知同事。

1991年秋，第一波专家团抵达邦崴村，对这颗古树进行测量勘探，初步数据显示其可能是从未发现的新物种，由于科研价值巨大，云南向全国茶学者发出考察请求。

国务院学委会的刘祖生来了，茶研所所长王海思来了，大大小小的科研者，研究员，茶行业领导更是不计其数，为了这株茶树，全国茶学界的半壁江山几乎都来了。

1992年10月12日，“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正式召开，中国茶叶界和植物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小小的澜沧县城，对过渡型古茶树的价值展开深度探讨。

通过实地考察，精准测量、取样观察，茶样品鉴等深入研究，专家组汇总意见，得出《澜沧邦崴大茶树考证意见》，揭开了这株大茶树的庐山真面目。

这份意见证明，邦崴大茶树不但有野生大茶树的花果形态特征，而且分布特点和栽培型的茶树芽枝相似，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棵过渡型古茶树。

研究一经发表，中国茶源论终于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这场长达两个世纪的争辩，以中国茶学界的大获全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随着各大媒体对此事的争相报导，这件事的影响力还在进一步发酵，云南政府也希望借助此事“广宴宾朋”，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与发展水平。

于是在半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超规格专家大会盛大展开，并对普洱茶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

首届普洱茶节

会议应该开，但怎么开，选在哪里开，云南方有些拿不准意见，要知道当时这是90年代初期，经济落后，科研不强的云南，从未召开过这么大的盛会。

这时，云南思茅地委书记李师程站了出来，作为从云大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他深知邦崴大茶树的巨大影响力，和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决心办好这次盛会。

有勐海的领导对会议选在思茅不满意，李师程就直接奔赴昆明，想办法说服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默许在思茅召开这次盛会。

邀请国外专家需要层层请示，那就冒着政治风险，采用专家邀请制，即专家请专家的方式邀请来宾，就这样，在李师程的统筹下，这场大会以最短时间完成了准备工作。

1993年4月4日至11日， “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顺利召开， “两会”的主轴，居然是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参会的一众嘉宾和专家，都不知普洱茶为何物，甚至连这次会议的官方用茶，绿茶的占比也比普洱茶要多得多。

原来，当年普洱茶的影响力远不及现在，除了远在沿海的港台和东南亚地区有品饮普洱茶的习惯外，绝大多数云南人也都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

而吸引一众来宾参会的动力，自然也不是普洱茶，而是“世界茶树原产地在中国”，香港《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各大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中，也为提及普洱茶。

但陆离认为，这场大会对普洱茶的宣传作用，依然是史无前例的。

通过夹在两会之中的普洱茶节，大众关注的焦点，从“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转移到云南大量有待保护的古茶树与古茶山上，再转移到此前曾以这些生态茶树为原料制作的普洱茶上，完成了一场巧妙的注意力转移。

首届普洱茶节也是一场国际盛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东南亚等地区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友好交流，并提交了多达50份专业论文。

与此同时，普洱茶热已经深入台湾省，台湾茶人们从号级茶内飞上的“易武贡茶”，了解到了云南的茶山，并通过这次盛会，组团来到云南，并准备在会后前往易武朝圣。

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非茶学专业背景的文章，在当时茶学界的影响平平，却成为了近代普洱茶复兴的第一声号角。

这位茶人叫邓时海，他的文章叫《越陈越香——普洱茶高品味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