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以悦己，茶以贵人。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文化扮演了举世瞩目的重要角色，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堪称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茶被中国先民发现之后，其影响日益扩散，但长期主要局限于周边国家与地区，其原因在于当时世界各地的联系尚不够密切。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过去分散的世界日益连接起来，“人类文明交往史转折于工商业经济时期，其特点是由地缘性的区域交往发展为全球化的现代交往”。在这一背景之下，大量非欧洲出产的产品出现在日益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之上。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进入西欧，尤其在英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文化交流向来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也是如此。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三武灭佛，基督教传入中国也颇为曲折，尽管茶在英国的传播不能等一观之，但其过程同样并非一帆风顺。欧洲大陆曾掀起有关饮茶的争论，而在英国所进行的论争尤其激烈各界人士围绕饮茶的功效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长期论争。就其实质而言，该争论可视为文化在跨区域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碰撞。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多有探讨，他曾就文化交流给以概括，“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互相交流时，产生的现象异常复杂，有交流，有汇流，有融合，有分解，有斗争，有抗拒，有接受，有拒绝”。饮茶在英国社会引发的争论即体现了上述洞见。
茶传入英国并非单一文化传播现象，放宽历史的眼界即可发现，它在英国传播开来适逢风靡欧洲的“中国热”。该历史时期，欧洲各国的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崇尚中国，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与生活习俗，知识分子更进一步，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关注乃至投身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使得中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欧洲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的进程”。英国的“中国风”拥趸也是如此，普通社会人士倾向于表面模仿，他们在房间中贴中国风壁纸、摆放中国风家具、布置中国风屏风，在洋溢着中国风的氛围中用中国瓷器品茗，享受着所能想象的中国情调，研究者则更进一步，他们并不限于简单地模仿生活习俗，而是翻译或者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典籍。正是在这一有利的背景之下，饮茶在英国社会自上而下日渐传播开来。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风在欧洲劲吹的同时也遭遇批判。中国风在欧洲日盛、影响日渐扩大的同时，孟德斯鸠、狄德罗、马布里、费内隆、赫尔德等从不同视角就欧洲社会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予以批驳，“中国热”渐趋退却。具体到英国社会而言，著名作家笛福担当了批判中国的角色，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与《感想录》等著述中，他尽其所能展示或者说塑造了中国的丑陋形象，以极其傲慢的姿态迎头给英国的中国风拥趸泼了一盆冷水。就欧洲社会而言，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崇尚抑或贬斥均是就整体而言，但整体不过为部分的集合，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受其影响。在英国所进行的饮茶争论中，细而观之依稀可发现某种内在关联，作为赞成乃至极度推崇饮茶者，约翰逊博士对中国也爱屋及乌，表现出一定兴趣，汉韦猛烈地批判饮茶时恶其余胥，将中国视为荒唐堕落的国度。综观饮茶的世界传播历程，茶在与中国临近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时，并未在当地社会引发类似争论，究其缘由可能还是其与中国文化进行接触时发展程度不同，所以心怀崇敬予以大力引进吸收。茶在英国传播时历史环境则明显不同，该时期英国已经完成了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巨大转变，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在国际竞争中更是战胜了曾盛极一时的荷兰，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日趋强劲，遑论工业革命启动之后给英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笔者浅见，茶在英国的传播的历史背景与其在中国周边地区传播时明显不同，文化碰撞很大程度上即由此而生。
饮茶争论的实质为文化碰撞，它揭示了一个社会在吸收新文化时，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经过初步接触之后即进入深入传播阶段，此时往往会出现各种摩擦甚至冲突，文化交流进入较为困难的阶段；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入，则最终被接受并传播开来，但也可能交流就此止步，外来文化仅作为流行风尚一扫而过，徒留吉光片羽供历史学家感怀凭吊。
饮茶在英国的传播并未因饮茶争论而中止，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在关于饮茶的争论中，尽管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均积极宣传，力图压倒对方从而夺得优势，但事情的发展无法按照其预设进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双方互相辩驳一再交锋，均需努力挖掘饮茶相关材料，充分论证己方观点，同时寻找对方薄弱之处，客观上使英国社会更深刻地认识了饮茶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英国人对饮茶的整体了解更趋深入，这为饮茶在社会中进一步传播创造了认识上的条件，或许更重要的是，该时期英国的历史条件有利于接受饮茶。该历史时期，随着农业革命以及工商业的发展，英国社会的生活消费水准不断攀升，饮食更为丰富，饮茶适应了英国人的消费需求，所以它伴随着争论继续深入传播，并未就此止步。除了内在需求这一重要因素之外，饮茶在英国的传播也符合东印度公司乃至英国政府的利益。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由最初从事多种商品的交易转为茶叶日益成为业务重心，该变化为茶叶贸易与饮茶消费互相推动的结果，也与茶叶独具特色且不会和英国产品形成竞争有关。茶贸易不仅成为东印度公司进行中英贸易的根基所在，也是国库的重要税收来源，所以英国人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商品。可以说，饮茶与英国的历史发展相适应，与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利益相吻合，所以该争论未能阻挡茶在英国社会的继续传播，支持饮茶者无意中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最终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
尽管饮茶在英国的传播并未因为社会争论而终止，但是如何深入传播也值得关注，答案即在于茶文化的本土化。文化传播经历了初步接触之后进入文化碰撞阶段，跨越这一关隘之后即进入文化融合阶段，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重要方式与体现。茶文化在英国的本土化首先体现于饮茶方式的变化，英国人从最初主要饮用绿茶转为主要饮用红茶，初步实现了其文化选择，进而通过添加糖与乳类，将饮茶与传统饮食习惯以及时代背景结合了起来，外来文化因素（茶）、原有文化传统（乳类）与时代机遇（糖）相互融合，从而真正实现了饮茶方式的本土化。茶文化在英国的本土化不仅体现于外在形式即饮茶方式，更体现于茶文化内核的置换。饮茶方式解本土化为饮茶植根于英国奠定了基础，饮茶与社会生活日益融合，继称类国文化标签的下午茶由此得以诞生，它隐蔽而巧妙地用礼仪规调与家庭德替代了中华茶道的哲学追求，这既与该时期英国社会的文明化趋向有关，也是英国人文化性格的体现，“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英国人理解与解决问题“是经验主义的，符合实际的，只相信常识的。英格兰人不要思想，宁要实用的东西”。
茶文化在英国本土化使其与社会生活水乳交融，它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部分。就餐时英国人常常饮茶，其他时间也频繁举杯，日常社交与休闲娱乐也是如此，平日待客、举办舞会、游览休闲茶园均与饮茶客切相关，更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体现即下午茶，家庭内部的下午茶塑造了温馨的家庭氛围，蕴含了历史时期英国人的家庭道德观，社交性的下午茶则是展示社会礼仪、交流信息、休闲娱乐的重要场域。饮茶在改变了英国日常饮食的同时，作为社会题材进入文学艺术之中，相当数量的文学家、艺术家对茶文化给以密切关注，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绘画乃至陶瓷艺术等作品或者对饮茶给以赞美，或者形象地展示了茶文化的若干方面。
饮茶能够成为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英国人养成饮茶习惯反过来刺激了东印度公司的迅速发展，它从茶叶贸易中获利甚丰，政府也从中获得了相当比例的财政收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英国人而言，茶已经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正是因为茶对于英国而言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英国政界高度重视，力图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发展对华关系更好地控制与维护茶叶贸易。
近代时期，英国在同诸强争霸的过程中逐渐胜出，它在日益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夺得了有利地位，而欧陆各国也尽其所能争夺商业利益，茶叶走私即其采取的特殊手段。茶叶走私活动实际上就是英国本土的走私者同欧陆各国的相关从业者“共谋”的产物，而欧陆各国的相关从业者背后即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面对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茶商无法容忍自身利益长期遭到破坏，英国政治家也力图解决财政损失问题，议会最终通过了《减税法案》。该法案沉重打击了欧陆各国的茶叶贸易因为饮茶在这些国家流行不广，如果不能将茶叶以走私方式输入英国及其殖民地，那么，其茶叶贸易基本无利可图。《减税法案》的出台与实施，导致欧陆各国的茶叶贸易日益衰落，英国则逐渐夺取了中西茶贸易的垄断权。
茶叶走私问题的基本解决，使英国真正获得了中西茶贸易的垄断权，它希望将茶叶贸易置于稳定的基础之上，同时期盼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所以前后三次派遣外交使团访华，其中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使团得以成功到达。对清朝而言，茶叶贸易的重要性则不甚明显，即便失去海外茶叶市场，清朝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其茶叶消费相当可观，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仍是农本经济，清政府并不重视对外贸易，坚持的是“宽严相济”“无过不及”的适中主义政治理想，中西贸易很大程度上仍笼罩在朝贡体系的余晖之下，似乎更具有一种政治象征意义。在这一背景之下，英国使团访华其直接目的无法真正实现，但是，英国使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出使中国过程中使团成员搜集了清朝各方面的情报，认清了大清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因而马戛尔尼大使与阿美士德之间这种对华看法与态度的变化也就意味着英国对华政策将发生变化，将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阿美士德认为用平等的方式与中国进行外交来改善对华贸易已经不可能了。那么用什么方法来达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呢如果外交不行，那就或者维持现状，或者诉诸武力。二十余年后英国终于把战争强加给了中国，用武力达到了其用外交未曾达到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轻盈的茶叶曲折地影响了中英关系的发展，鸦片战争的背后浮动着茶叶飘荡的身影。
茶不仅与19世纪的鸦片战争有所关联，它还是更早发生的北美独立战争的触发点。北美殖民地受到欧洲影响，饮茶之风日渐传播，英国在七年战争之后调整了在北美的统治政策，这与殖民地自主性的日益成熟发生冲突，茶在这一矛盾之中被赋予象征性意义，宗主国坚持征收数额极为有限的茶税意在宣示其征税权，北美殖民地抵制饮茶乃至爆发波士顿倾茶事件，意在捍卫自身权利。波士顿倾茶事件标志着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激烈矛看已然爆发，英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高压政策，而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同步升级。可以说，波士顿倾茶事件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也正是因为茶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被赋予了殖民压迫的象征意义，咖啡与之形成对立，被塑造为爱国饮料的文化形象，加上独立后的美国购买咖啡具有更为优越的贸易条件，所以，饮用咖啡的风气在美国日盛一日，饮茶之风则遭遇严重阻碍。
茶不仅影响到北美独立战争与鸦片战争，从更为宽宏的视角予以考察，饮茶在英国的植根与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构建密切关联英式饮茶意味着茶与糖的结合，它促进了大西洋三角贸易与中印英三角贸易的联系，强化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
英式饮茶大量加糖，此举极大地推动了蔗糖消费的增长，刺激了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迅速发展，这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物种结构与经济生活，还改变了人种构成————英国通过奴隶贸易获得种植园劳动力，“西印度群岛大规模引进甘蔗并扩大谷物种植面积之后，……输入美洲各殖民地的非洲奴隶迅速增加”。各国的奴隶贩子将欧洲的产品运至非洲换取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将其运至美洲卖掉，最后将蔗糖、烟草、金银等美洲产品运回欧洲。英式饮茶对蔗糖的大量需求与甘蔗种植园对劳动力的急切需求是英国进行三角贸易的重要动力，其背后潜藏着茶的影响。英国社会普遍饮茶还推动了中印英三角贸易的发展。由于茶叶消费量较大，茶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展对华贸易的重要推动力，但由于文化差异以及自然经济的影响，英国难以提供合适的商品销售至中国，或者说清朝并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东印度公司只能采取三角贸易予以弥补与维持，但是，由于茶叶贸易增长迅猛，东印度公司依旧不得不运输大量的白银来华。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在印度发展了鸦片生产，鸦片贸易在19世纪初开始迅速增长，它“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②。中印英三角贸易中，茶是其原初推动力，鸦片是应对手段，“英国将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到本国，英国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每个环节都由英国人控制”。
可以看出，饮茶使英国的大西洋三角贸易与中印英三角贸易更为密切地关联起来，促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构建。但是，对于英国人而言，西印度群岛所产的砂糖处于其殖民控制之下，而茶叶供应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英国人在18世纪即开始在印度试种茶树，经过马戛尔尼、G.J.戈登、罗伯特·福钧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不断努力，印度阿萨姆茶树种植园的茶叶种植在19世纪后期终于取得成功。茶树种植园在印度的不断建立，不仅人为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物种分布，更是重塑了其经济社会结构，广袤无垠的山野变身为现代化的茶叶种植园，这里既是种植园主攫取财富的冒险天堂，也是大批印度苦力艰难挣扎的人间地狱。延至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还在锡兰大规模发展茶叶生产，19 世纪末，进一步将茶树种植引入东非。英国在殖民地广泛发展茶树种植园，不仅保证了英国社会所需的茶叶供应，为从业者提供了经济利润，增加了国库的税收，而且将茶叶塑造成为加强与维护殖民统治的工具。（本文为《英国茶文化研究》结语，作者刘章才。）
